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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今天的各种评比，从评先进到评职称，只要有能量化的指标，最终都按量化来评，别个就成了摆设。
九品中正制实行到最后，尚书省的吏部干脆按各家族谱牒给官，只要上了名家的家谱，就不愁没有高官做，自然，吏部诸曹也必须精通谱牒。
因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贫寒之士也有不得已造假的，反正那时候既没有户口登记，也没有相片，姓王姓谢的又不是那么两家，只要是同姓，长点心眼就可以伪造谱牒混进高干子弟队伍。
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谱牒之学大盛，造假之风甚盛，辨伪的功夫也大，官方打假比私家还积极，精通谱牒学的古代“王海”
也出了几个，所以造假没成什么气候，做官还得凭家世。
具体的九品评定虽然落实在纸上是九品，但社会上只将之分为上品和下品，凡四品以下，一概被视为下品，不会有人理睬了。
按当时的习惯，一品是要给皇族的，别的人，任你有多高贵的门第，也休想跻身其列。
但是，皇族做官掌权一直是让皇帝不愉快的事，所以，一品就自然变成了好看而无用的高帽子。
真正值钱的是二品，二品才是名副其实的上品，人称“灼然二品”
，或者简称“灼然”
，大家趋之若鹜。
到了后来，稍有点来头的，就要争二品，连三品都不屑了。
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最后竟变成了给纨绔子弟排门槛高低，无论从哪儿说都是无效而且有害的。
除了满足那些世家子的虚荣心之外，对社会对政治是有百弊而无一利。
不过，当初曹丕和陈群的原意可并不是这样。
西晋的名臣卫璀说：“魏因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此法，粗具一时选用。
其始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以劝励，犹有乡论余风。
其后遂计资定品，唯以居位为重。”
（《晋书》卷三六《卫璀传》）这段话道出了一个为人所忽视的要点，就是“九品中正”
制的推行，实际上与从东汉一直传下来的“乡里清议”
有关。
在实行“九品中正”
以前的相当一段的历史区间里，无论是自下而上的察举，还是自上而下的征辟，都不能不考虑乡里读书人的那种专门的评价人物的舆论，那种说三道四的“月旦评”
，说好能扬你上天，说歹可按你入地。
据说大名鼎鼎的《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年轻时赶上老爹死的时候身染重病，带着热孝让婢女伺候他吃药，不巧被人瞧见，就传他守孝的时候还给婢女怎么怎么样了。
结果一连好多年，他就是没举上孝廉，自然也就做不上官了。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八）不过，这种“乡里清议”
也有好的一面，就是它比较重视你的行为，而非家世，而且还多少有那么点“舆论监督”
的味道，虽然婆婆妈妈，但绝对直言不讳，管你是谁，该说就说，一点情面也不讲。
显然，曹家父子对这种“乡里清议”
并不喜欢，这倒不是乔玄说了曹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而是因为“月旦评”
之类，有太强的唯道德主义倾向和分散主义的实际效应。
对于面临群雄并起的曹操，获得乡里好评的“八俊”
、“八及”
之类的道德家毫无用处，想要在乱世中扫平群雄，只能打起“唯才是举”
的旗帜，才能聚拢一群可用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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