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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种旗帜明显蔑视“乡里清议”
的尺度，对清议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而九品中正制的确立，则是将原来的乡里评议，变成了官方评议，或者中央评议。
也就是说，对士人的评议只有代表官方的中正和属员访问才能作出，或者说只有他们说了才算数，而这些中正官又必须是由现任的京官兼任，这样就把选官的第一级选拔之权收回到了中央。
从形式上看，九品中正制也还是由“评”
而选人，与乡里清议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只是将“私营”
变成了“官营”
而已。
在这个制度实行之初，也确实有“乡议余风”
。
王嘉在做京畿冯翊郡的中正时，认为门第不低的吉茂“德优能少”
，结果给定为下品。
（《三国志》卷二三《魏书·常林传》注引《魏略·吉茂传》）刘毅为青州大中正，“铨正人流，清浊区别，其所弹贬，自亲贵者始”
（《晋书》卷四五《刘毅传》）。
然而这也仅仅是“余风”
而已，在传统社会里，凡是官办的事情，时间一长就难免要变成官样文章。
想左右乡里评议无论怎么讲都不好操作，但是，操纵官方评议就容易得多，只要把中正换成合自己口味的人就行了。
既然好操纵，那么就挡不住这种评议向权贵们想要的方向滑动。
问题的关键是，早在东汉年间，官僚制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已经出现了很强的世袭化门阀化的迹象。
汉代的选举制度，主要是辟除制度，一般的读书人通过辟除的渠道就可以直接进入官僚的金字塔，虽然身为属吏位置在这个塔的底层，但上升的可能性依然不小。
两汉时代，曹掾出身的公卿与二千石并不在少数，所以，这无疑是一个十分具有**力的上升渠道。
关键的是，这种任官方式，使得受惠者与施惠者之间的关系过于明晰，属吏所有的一切，都来源于上官的选拔。
另一方面，在国家政治经学氛围日见其浓的情况下，没有一点儒学的基础几乎不太可能入公卿和二千石的法眼，而这些有力选拔人的大人物，同时很可能也是具有相当名望的儒者，至少也是略通一二的读书人，所以，被选拔的人与选拔者往往又有了一层师生关系。
事实上，有力者往往有意选择那些有德望和才学的人做自己的属吏，而几乎所有的属吏都自认为是选主的门生。
在那个时候，距先秦不远，士大夫正在形成之中，读书人的身上还存在着很浓重的昔日士的积习，他们效忠的指向，首先是选拔了自己的恩主，自己的老师，其次才是那高高在上的皇帝。
对他们来说，自己的主公是那给了自己官做的人。
施惠和受惠之间的恩义，再加上师生关系的强化，使得恩主与属吏之间，老师与学生之间，形成了堪称当时最牢固的关系，这种关系远远超过了臣子与皇帝之间的联系。
甚至在皇帝与恩主之间出现冲突时，门生宁愿得罪和背叛朝廷，也不肯抛弃昔日的恩主。
然而，问题远远不止于此。
王朝在延续，官僚也在升迁沉浮，当门生有了出息以后，自然像他们的恩主一样，获得了辟除的权力。
这个时候，为了报恩，他们往往更乐意助昔日恩主的子孙一臂之力。
对他们来说，这样做既不费多少力气，也不违反原则。
结果是越是官做得大的人，其门生故吏就越多，门生故吏越多，有出息的几率就越高，而他们的子孙受到特殊关照的可能性就越大，不仅可以被轻易地领进门，而且升迁也比一般的人容易得多，而这些官宦子弟升到公卿和二千石后，靠手中的辟除主权，再接着加强这种施恩报恩的关系。
如此循环往复，两汉四百多年，一大批准世袭的门阀自然而然地就诞生了，像东汉袁氏家族和杨氏家族，累世公卿者并不少见。
另外，由于辟除制度规定只能选当地人担任属吏，担任属吏的必须有文化，一般都出在有点头脸的家族，某些家族出本郡曹掾出得多，即使不能进一步升上去，很自然地对本族势力的壮大和家族后代出仕有帮助。
这种情况在边疆与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就更严重，如此一来，称雄一方的地方豪强就出现了，形成了更为普遍的土贵族和门阀，即我们历史书上讲的地方世族。
正因为在魏晋时已经有了如此强大的世族与门阀，九品中正制才会迅速地变形，成为门阀制度的主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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