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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八旗子弟中，有功名（文）的也要神气得多，进士（文）出身的满员，往往要受到皇帝的特别垂青。
从某种意义上讲，科举制的充分实行是重文轻武政治风习的催化剂，武举虽然有，但远不及文举那么有声势，以至于一谈到科举，人们（包括皇帝）眼里就只有文举。
凡是正途出身（进士、大挑和举贡）的官员，都特别地神气，根本没人把武官放在眼里。
康熙年间，进士出身的徐勃在做广东顺德知县时，顺德镇总兵放高利贷，徐竟然将总兵票据当众撕毁，而总兵却无可奈何。
总兵衙门的帅字旗杆，每年按惯例要当地老百姓交纳三百金“修缮费”
，也让徐知县给革掉了，总兵前来力争，他就是不理。
双方闹翻了，总兵这边还没等怎么样呢，徐知县居然主动出击，顺德的县学离总兵府不远，徐下令每夜在学校的楼上撞钟，说是“以振文运”
，总兵不胜其扰，竟然毫无办法，只好搬家了事。
（罗天尺：《五山志林·徐侯政绩》）清制，总兵为正二品大员，而知县仅仅是个七品芝麻官，双方相差十级，两者相斗，居然是二品的大员大受其气。
后者所依仗的，无非就是自家进士的头衔和在当地只有他才有资格讲的“文运”
。
有这样一个故事也许最能说明重文轻武风习对社会的影响。
那是在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晚清著名的学者樊增祥的父亲当时官拜总兵，归湖南巡抚骆秉章节制。
当时骆秉章面对强敌，束手无策，全凭幕僚左宗棠做主，左师爷大事小事，说一不二。
一次，樊增祥的父亲前去请示军机，大约是由于当天诸事不顺的缘故吧，左师爷正赶上气特不顺，樊的父亲见面没有请安，左宗棠遂喝道：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你为何不然？樊的父亲回答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礼。
武官虽轻，我亦朝廷二品官也。
左宗棠闻言大怒，竟然破口大骂：王八蛋，滚出去！
随后又逼着骆秉章上本参奏，硬是将樊增祥父亲的乌纱给摘了。
当时，左宗棠仅为一个没有官衔的举人。
樊增祥的父亲就这样窝囊地丢了官，自然窝了一肚皮的火，想想自己身为二品武员，竟然要受一个举人的气，一咬牙，变卖了所有家产，花高价请老师教自己的两个儿子。
盖了一座小楼，将两个儿子放进去读书，并给两个儿子穿上女人的衣服，考上秀才脱外衣，考上举人才能全部去掉女装，换上男服。
好在，他这两个儿子还真争气，先后都中了进士，还点了翰林。
（刘成禺：《世载堂杂忆·二十》）当然，这个时候，左宗棠的官已经越做越大，成为朝廷的一方重镇，樊家再也没有可能羞辱左宗棠，一报当年之仇了。
在战争来到的时候，用人之际，武人还这样受气，想想真是有点不解，但是一旦重文轻武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武人也只好忍了。
但是，军队毕竟是维持国家的主要支柱，尤其在战乱时期更是不可或缺。
既要用之又要贬之，这本身就是矛盾的。
诚然，这种政策对于军人专权和割据是有抑制作用的，但也的确对军队效能有较大的损害。
武官的地位都如此低下，士兵就不消说了。
明清两朝实行的基本上是世兵制，当兵的世代为兵。
不仅士大夫轻贱武人，连老百姓也看不起当兵的，所谓“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
，当兵的实际上成了一种准贱民，当然谈不上有什么荣誉感。
当西方人敲开中国大门以后，给中国人最大的刺激之一，就是西方那种受社会尊敬、富有荣誉感的军人和报酬颇丰、效率颇高的军事制度。
中国人学习西方，除了重商之外，就是大力引进“尚武精神”
，学习西方的军事制度。
只是，留学生派出去了，新军也练了，“军国民主义”
也提倡了，但是，西方军事制度和军人传统的引进，结出的却是军阀的恶果。
20世纪的中国再一次重现了五代十国时期武夫割据的旧戏，只是他们手中的道具，变成了新式的西方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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