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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时期，很多大规模的教案都是因此而起的，一起就出人命。
时常有人拿着婴儿的小鞋狂呼乱叫，只要有人发现了育婴堂的墓地，就会出现一阵骚乱。
著名的天津教案，就是与此有关，不仅搭上了几十个嬷嬷和传教士，而且连法国领事丰大业的命也送掉了。
当然，天津的事情跟别处有点不一样，那里的育婴堂，嬷嬷们特别热心，为了收弃婴，居然给那些送来孩子的人一点手续费，就是为了这点微末的手续费，竟然有混混去偷人家孩子送去。
传说中“拍花”
的因果链，就这么连上了。
当然，不误会的教案也很多，最多的往往跟唱戏有关。
那时节，农村的人们没有别的娱乐活动，请人唱戏要算最热闹的事儿。
过年过节唱，办事情唱，有的时候为了求雨也要唱。
中国人请戏班子唱戏，虽然都是为了给自己看，名义上却非说是给神看，因此戏台往往搭在庙宇的前面。
可是，这种名为娱神实为娱人的活动，却让某些教会人士（主要是天主教）神经过敏，被视为“偶像崇拜”
（显然是庙里的泥胎作怪），严禁教民参与，而且还特地为此从总理衙门讨来了一纸赦令，允许教民在这种活动中可以不出份子（这种活动都是村民自己凑份子）。
在农村，唱戏是一种社区的“集体活动”
，如果不参加，就意味着不合群，甚至是跟众人对着干，这样做，难免引起其他人的白眼。
况且，在那时的中国乡村，平日的生活和娱乐活动，唱戏是必不可缺的。
教民也是村民，他们同样需要戏剧来排遣解闷，这种欲望有时甚至并不比衣食上的需求弱上多少，就算教民自己能够恪守规矩，他的家人亲戚，在锣鼓喧天的时候，未必能抵挡得住**，如果也跑出来看上几眼，那么教民就成了占大伙便宜的人，白眼不免会变成嘲骂。
如果是求雨活动，唱完戏如果碰巧真的下了雨，而这个雨当然不可能只下在非教民的土地上，那么参加求雨的人则不平衡——教民这个便宜占得更大了，由相骂进而开打，教案就这么闹起来了。
因唱戏引起的教案，虽然多，但规模往往都不大。
毕竟，两边的利害冲突不大，而一些庙产纠纷则冲突要激烈得多。
中国北方农村的村头巷尾，都有庙，里面供着关公、观音、玉皇、王母娘娘之类的神，这些庙有很大部分是没有人经管的，里面既没有和尚，也没有老道，而且庙产往往没主，弄不清那块地皮和地上房屋产权属于谁，实际上，它应该属于村民的公产。
但是在教会的扩张过程中，教会在寻找建教堂地皮的过程中，往往冒出某些无赖，造出假的地契房契，骗说这些无主的庙宇是他家的产业，然后把它卖给教会。
待到教会真的在自己“买来”
的产业上拆庙动工盖教堂时，村民才感觉到事态的严重，于是大哗。
虽然这些破庙平时看起来不起眼，甚至一任其房倒屋塌，也没人在意，但是一旦有人将之拆掉，变作另外一种村民根本不明白的用途，大家的神经就都紧张起来，神庙的镇压作用、辟邪作用都从人们的记忆深处冒出来了，人们甚至还记起了这些神庙当年是如何地灵验，这些神佛是如何地神圣，如果听任洋人拆毁，将会给村庄带来怎样的灾祸等。
由于兹事体大，这种教案纠纷往往闹的时间特别长，争、闹、打、打官司，然后再争、闹、打，往往会闹上十几二十年。
著名的山东冠县梨园教案，就是民教双方争夺该村的玉皇庙的庙产引发的。
当然，有的时候，误会和不误会往往搅在一起。
比如上面提到的天津教案，闹起来的时候，有四个根本不相干的俄国人在乱中被杀，可抓来的疑犯，每个人都供说，他们之所以参与，是因为闻说“外国人打官闹事（指法国领事丰大业因教案咆哮北洋大臣衙门事），心生气愤”
，因此前去救护的。
其实呢，这些混混无非是在趁火打劫。
事变中，四个俄国人的财物都被抢走，其中一个俄国女人戒指被抢，连指头都被剁掉。
还有很多规模很大的教案，其实就是由于某些匪类觊觎教会的财产，因此利用误会，制造谣言，说教会拐卖儿童，挖心摘眼，再举出“物证”
一只童鞋之类的东西，往往就会闹出大事来。
无论误会还是不误会，教案的主导者往往都是乡绅或者其他乡社组织（包括帮会）的首领。
像做过湘军将领的湖南人周铁汉这样特别富有卫道情绪的乡绅，当然也有。
不过更多的乡绅反教，主要是看不惯乡村崛起另外一个文化和威权中心，分享了他们的世袭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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