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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教案，如果前台没有乡绅领头的话，追究下去，背后也都有某些乡绅在起作用。
遍查教案档案和地方志，留下来的打教揭帖，多半出自读书人之手，有的还是八股体，读起来抑扬顿挫，合辙押韵。
不过，乡绅毕竟要跟着官府走，只要官府不同意甚至制裁他们的闹教打教行为，他们多数都会识趣地偃旗息鼓的。
即使倔犟如周铁汉，官府要想制住他也并非难事。
但是问题是，自从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基督教开禁以来，中国政府对这种在武力压迫下的开禁，始终耿耿于怀，对挟坚船利炮进入的洋教，往往怀有最大的警惕。
在朝廷中，也许像贵州提督田兴恕，广西西林知县张凤鸣这样对基督教持**裸的强硬态度的官员，并不多见，但在整个19世纪的后半叶，利用民间的反教情绪暗中抵制，始终是清朝对于基督教的既定政策。
以往，人们对于教案往往有种说法，认为凡是教案的官司，中国的地方官往往向着传教士和教民，甚至教民到官衙可以直接登堂入室，对县太爷颐指气使。
显然，这种情况在庚子（1900）以前，是不可能出现的。
我所看到的教案档案，凡是教案的官司，一开始官府几乎都向着民方，有时甚至直接出面收集不利于教方的证据，教民被掌嘴、挨板子的事情，绝不稀奇。
一个案卷，看前面，整个官司一面倒地倾向于民方，如果案卷上的证词是真实的，给人感觉好像教会方面简直十恶不赦。
但是看着看着，突然之间，风向转了，案情居然又向相反的方向走了，最后结案，多半是民方败诉，该抵罪的抵罪，该赔偿的赔偿。
很明显，这是传教士通过外国领事或者公使，把状告到了总理衙门的缘故。
当然，这种外力借强权干预中国司法的行为，需要批判，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我们的地方官葫芦僧判断葫芦案，往往一入手就在主观上断定教会方面理屈，好像也大有问题。
更令人不解的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于那些非常明显的荒唐事，比如挖心剖肝、采生割析之类的控告，官府从不做分辨，一味听信，等到外国干涉了，又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对于案件审理前倨后恭的状况，官府却不做任何解释，让打官司的民方觉得，官府只是屈从于外国的压力才枉法曲断的。
在查阅教案卷宗时，我发现，非教民最热衷的官司，往往是那些缘由荒诞不经的事件。
发生了瘟疫，教民偷偷往井里放漂白粉（因为当时的瘟疫主因之一就是饮用水不洁），会被当成往井里下毒；天旱不雨，会认为教会做法，止住了云雨；拐卖婴儿的事情已经不需要说了，反正只要机缘凑巧，一切都会被一般民众当成充分的理由，去兴讼，去打闹，甚至去杀人放火。
官府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民众负屈含冤的心理，从而使得民众的反教情绪日趋严重。
只要某个地方民教双方打过官司，这个地方双方的冲突就会加剧，某些原本民教相安无事的地方，只要打过官司，哪怕仅仅是误会，那么就会由此变成民教冲突高发区。
下一篇文章里提到过的直隶宁晋县双井村，原本相亲相善的民教，就是由于一场因合作引发的误会，打完官司，这个地方后来成了义和团运动的发祥地之一。
事实上，尽管在外国压力下不得不惩罚闹教打教的人，官方却一直在刻意培养这种来自民间的敌意。
在清朝统治者看来，“民气”
始终是他们对付外国的一种资源，所以必须要让“民气可用”
。
义和团运动，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官方对“民气”
的一次大利用。
在这次大利用中，虽然对外国人的文化隔膜和冲突，甚至种族的分野与歧视（比如洋人的毛发和肤色眼睛颜色，都成为点燃敌意的火种）都被动员起来，但跟中国知识界自甲午战争以来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却根本不是一回事，呈现出一种落后、排外、向后看的强烈倾向。
这种倾向，是受到戊戌变法失败后，向后转的清朝政府有意推动的，结果使得国家像失控的列车，脱轨而去。
误会是可以消除的，不误会的冲突，也可以化解，不同文化之间有交流，就会有误会不误会的冲突，如果某种文化是以宗教的形式介入，那么冲突的可能性就更大。
从东罗马时期开始，基督教在全球的行进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无论中国政府喜欢与否，中国都不可能将之关在门外。
基督教“中华归主”
的目标也许听起来有点令人不悦，但他们毕竟不是真的要占我们的土地，颠覆我们的政府。
而且，无论再怎么强势的政府，也不可能真正阻止人们信教。
因此，为了培养敌意，在今天还不顾历史事实，甚至重复当年打教讹言的说法，叙述当时的历史，显然是不明智的，这一点，近代以来的历史，早已经告诉我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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