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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康有为详尽而不无篡改地编辑了叙述日本明治维新经过的《日本变政考》，逐条、逐事地向光绪介绍“日本经验”
。
这本书的主要参考书就是他和他的长女康同薇一同收集的原安之的《明治政史》、坪谷善四郎的《明治历史》、和木村芥舟的《三十年史》等日本史学著作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
学习日本的第二个目的，是想通过日本这个中介，更方便地学习西方，更实用地掌握西方。
甲午后第二年，光绪在一份上谕中说：“现在讲求新学，风气大开，惟百闻不如一见，自以派人出洋游学为要。
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诚以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且一切西书，均径日本择要翻译，刊有足本，何患不事半功倍。”
这段时间大量的日本翻译西方的著作被再次翻译成中文引进。
不少士人还积极地学习东文（日语），力求直接阅读日文书籍，由于那个时代的日文汉字颇多，如果不追求所说，仅仅是阅读，很容易达到目的。
当时黄遵宪、孙宝瑄还有孙治让等人都变成了“东文通”
，孙治让还打算办一个“东文馆”
并托人“延一华友精通东文者为教习。”
康有为自己虽然不学“东文”
，却让他长女康同薇学。
并由她协助于1897年编成《日本书目志》。
据统计，在1850—1889年间，从日文翻译著作占总翻译著作的15.1%，而1902—1904则达到占60.2%。
而在中间间段的1895—1898年，可以肯定只会比15.1%的比例高。
这段时间被介绍到中国来的外国史书中，有不少是从日文转译的，有些还出自日本人的再编辑，像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网千仞的《米利坚志》等等。
康有为后来回忆说他之所以大力引进“东学”
，是缘于他1879—1880年间他的两游香港，那时他邂逅一乡人陈焕鸣，陈氏精通英文才华出众，曾受聘任中国驻日公使馆英文翻译，后弃官隐居于香港。
他在日期间，收罗了不少日本所翻译的西学书，这些书籍被应邀至陈家的康有为看到。
于是“吾（指康有为——笔者注）于君所见日本书目，乃惊日本之治学，而托买群书。
自开译局后，请译日本书，派游学，因缘实自君来也。”
在那个时代，康有为的确是名符其实的早慧者，有这种“先见之明”
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
20世纪初的中国留学日本潮，也在这个时间开始涌浪，由于费用低，交通方便且文字相近，去日留学从一开始就有迅速上升之趋势，这一趋势虽然被政变和随后到来的庚子之变打断，但未几就达到**，1905—1906年间，留日学生攀升至万人。
最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种引进外加游学的东学之渐中，大量的由日本转口的西学名词进入中国。
湖南名绅也是劣绅叶德辉曾抱怨说：“自梁启超、徐勤、欧榘甲主持时务报、知新报，而异学之诐词，西文之俚语，与夫支那、震旦、热力、压力、阻力、爱力、抵力、涨力等字触目鳞比。”
不错，今老学究们头痛不已的新学的名词概念，相当大一部分都来自日本的转口。
诸如科学、经济、政治、国家，社会阶级、主义、政党等等，有的名词引入还经过一番曲折，比如“经济”
一词用来对应Ey，在时务报1896年第十四册的一篇文章《日本名士谈经济学》中已引进，但接下来却又极力回避，因为经济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表示的是“经国济世”
，为怕引起误会，时务报一段时间内尽可能用资生、生计、平准、理财等词来代替，可惜都流行不起来，最终还是回到“经济”
一词来，以它来对应Ey。
由于中西两种文化体系存在很大差异，近代文明与古代又有相当的不同，因此寻找汉语与西学名词的对应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严复在译约翰·密尔的《Oy》时，就曾苦于难觅与Liberty的对应汉语词汇。
因为汉语语言体系在引入新词时，多在以往的词素中重新组合搭配，日本既然先一步做完了这种选择搭配，自然也就省了中国人的功夫。
应该说，这是在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文化大启蒙中，“东学”
对中国新学的很大的贡献。
不能否认，从19世纪末开始，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的“东学之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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