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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很明显的应急速成的强烈功利主义特色。
学习日本，背后最强烈的动机就是卧薪尝胆，尽快掌握日本经验，事半功倍地富强起来，也好报仇雪耻。
在当时，最流行也最令人听得舒服的西方历史故事是普法战争法国战败，割地赔款，然而法国上下一心，再次崛起的经历。
康有为甚至想当然地认为，西洋各国至富强花了三百年，日本学西方致富强用了三十年，而中国“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
又据台湾学者统计，“1905年至1906年，留日学生几及万人，单人数目上面看，的确值得夸耀，但是这近万的留日学生中，习速成者居60%，习普通者居30%，中途退学辗转无成者居5—6%，入高等专门者居3—4%，入大学者仅1%。”
实际上，这种“学速成”
的现象从东学之渐的开初就出现了。
本身学日本就意味着想求“速成”
，而进了日本又去读“速成科”
，结果成了速成的速成。
东学之渐这种“速成”
特色，为中国日后的变革速成出了一大批“人才”
，也为日后隐伏了无穷的麻烦，至少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学习日本的结果，离康有为“十年成霸图”
的设想，相去甚远。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当年先进士人们是怎样钻研东学的，也许是件很有趣味的事情。
孙宝瑄是名宦之子，也是位勤于记日记的新人物，一生最嗜读书，东学之渐，他也是倡导者之一。
在他的日记中，无数次地记载了他读书的心得，有相当篇幅涉及“东学”
。
其中有几次是研究日本明治维新历史的心得与讨论的，让我们看看他们是怎样讨论的：
诣燕生庐，论日本变法事。
燕生云：日本史载其创议变法之人，多出于贵族，其诸侯伯往往自愿献出土地归于皇家。
夫变法之事，利于卑贱而有损于尊贵，乃皆不以是介意，是不可及也。
且日本士气尤坚猛，凡侯伯诸国之臣民，无不各尊其君，亲其上，人心固结久矣。
故一旦变法，遂能雄视亚东，而卒不解其人心何以能然，岂地运耶？余曰：是仍封建之利也。
地小而君与民各相亲，所谓士食旧德，农服先畴，上下之情易以通矣。
且日本自开辟一姓相传，森井所谓君臣分定而不可移。
非若中国更兴迭灭，篡弑相仍，使人心屡涣散而不可结也。
此后，孙宝瑄还记载他们与日本人笔谈日本变法和社会情况，还得意地记载了别人对他的意见的赞同。
审视这种读书、交流与讨论，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日本的维新史的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具体史实很了解，所以讨论起来还是相当深入的，虽然还是将日本的庄园制和幕府大名体制视同中国西周的“封建”
，结论也是错的，把所谓“君臣之分”
的“不可移”
看得过重。
但也确实注意到了日本与中国不同的社会政治结构，应该说，其看法有相当见识。
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也许就能注意到自己的国情，从而更好地借鉴日本的经验。
著名清史专家萧一山先生说：“东洋思想之输入，使中国之社会，发生极大变化，此虽间接灌输西洋文化，然实为日本式之西洋化。”
萧从此以后，中国就开始了与日本及“日本式西洋化”
难解难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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