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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变的趋势，求变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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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维新期间，严复在给光绪的上书中说：“近岁以来，薄海嗷嗷，扼腕叩胸，知与不知，莫不争言变法，甚且谓中国若长此终古，不复改图，将土地有分裂之忧，臣民有奴虏之患，民情如是，天意可知矣。”
此话多少有点为动“圣听”
的渲染和夸张，但确实也道出了甲午之后中国政坛上的某种政治情景。
说“知与不知，莫不争言变法”
可能不太准确，但至少言变的声音要大大多于说不变的语论。
无论立场的进步与落后，开明与保守，有甲午惨败的事实在眼前，不管怎样，谁也说不出口现状不错的自我安慰。
只要有心干政，就总会觉得中国是需改变点什么了。
那些冬烘、顽愚的人们虽不乐意改变现状，但迫于亡国的压力，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求变呼声面前，也不便于直接了当地出面唱反调，所以，在这段时间里，各式各样的求变呼声才是社会舆论（至少是士人舆论）的主基调。
皇帝的变化是最显眼的，在损师丧地，国运大衰的政治前景下，帝室神秘的面纱再也罩不住那高高在上而又焦虑无助的心灵。
熟读书史的年青皇帝，眼睁睁看着前代一个个亡国之君的下场似乎就要重演，一直生活在超级“女强人”
阴影之下的懦弱皇帝，突然之间，爱新觉罗家族不甘无所作为的基因开始起作用，“乖孩子”
有点不听话了，他要自己做点事情，以改变清朝，改变中国，也改变他自己。
在光绪几次向西太后传递了不愿做亡国之君的信息后，也在看冯桂芬《校芬庐抗议》的西太后终于答应放权。
得到口头授权的光绪帝一面如饥似渴地缠着懂西学的大臣问东问西，拼命地要求总理衙门将他所知道的可怜的西学、“东学”
的书籍送进宫来。
一面向臣下放出锐意变法的空气。
“自日一战而后，中国割地赔款，蒙莫大之耻辱。
光绪帝方如梦之初觉，慨然以发愤自强为己任。
故中日战前与战后之光绪帝不啻判若二人也。”
多次出过洋的张荫桓，屡受召见，张向有“晓然欧美富强之机”
的名声，“每为皇上讲述，上喜闻之。”
时任总理衙章京的张元济回忆说：“光绪喜欢看新书，常常写条子到总理衙门要书，这件事都由我经手办理。
那时候黄遵宪做了一部日本国志，光绪指名要这部书看，也是由我取来送进去的。”
在《马关条约》换约当天，光绪首先在张之洞要求再战的奏折上发出了希望革故鼎新的信号，他沉痛地批道：“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其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实力研求、亟筹兴革。
毋生懈志，毋骛虚名，毋忽远图，毋沿积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
朕于内外诸臣有厚望焉。”
接着，又部分地采纳胡燏棻、康有为等人的意见，发布实行修铁路、铸钞币、开矿产、立学堂等十四项新政的上谕，要求各省“悉心筹划，酌度办法，限文到一月之内，分晰复奏。”
光绪的变化显然非同小可，自道光以来，几代君主面对外部世界强大的压力，虽然没有一位自甘沉沦，但也没有一位能像光绪那样悉力钻究西学，讲求新法，光绪皇帝堪称是满清历代帝王中最懂西学的，而且还是自觉自愿地接受近代原则并按此原则生活的皇帝。
张元济的回忆曾提到这样的一件事：“甲午战后，中国承认朝鲜独立，我们放一个公使到朝鲜去，国书由总理衙起草。
国书的稿子将大清国大皇帝高一格写，朝鲜国王低一格写，光绪用朱笔批在旁边，说我们已承认朝鲜独立，不应当低一格写，斥责总理衙门大臣思想腐败。”
一次当翁同龢与光绪谈及外国人人觐礼仪时，光绪认为可以不按中国传统，其车马可允其入禁门。
结果翁倒是有点躇踌，说是“不侍请而先予，恐非礼也。”
梁启超、谭嗣同，还包括康有为都不是皇权主义者，谭嗣同甚至对皇权十分反感。
但都被光绪的人格，严格说来是被光绪由旧转新的转变所感动，结果成为光绪坚定的拥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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