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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看满朝文武和地方督抚。
这段时间，大臣们上书表达对时局看法的很多，程度不同地要求朝廷革弊更新。
有像张之洞、胡燏棻、陈炽这样直接要求变法自强的，虽然内容上只是洋务运动的扩展。
还有些只表示要某几个方面革新更张的，像荣禄之于兵备和武学考试，严修要求开经济特科，信烙请开矿务等等。
连公认的顽固派徐桐，也有一折要求“兴利裁费”
。
对光绪那十四项新政的上谕，各省督抚的复奏虽然根据各省情况没有人同意全部铺开，但执根本反对意见人却也一个没有。
其他的京官，像张元济、汪大燮、夏曾佑等人议政于陶然亭者有之，平居扼腕叹惜者亦有之。
当康有为也变成京官之后，空气更为高涨，罗振玉回忆说：自康有为入都之后，“遂如春雷之启蛰，海上志士，欢声雷动，虽谨厚者亦如饮狂药。”
再看在野士绅。
湖南的名绅王先谦、叶德辉等人，几乎是人人公认的顽固派，但此时对于在湖南兴办洋务，都是支持的，对于兴办轮船公司，还投股参加。
王先谦称时务报“为目前不可不看之报”
，特意购之发给岳麓书院诸生看。
湖南办时务学堂并聘梁启超当总教司，长沙士绅大多举手赞成，王先谦尤其热情，“亦称美焉”
。
梁启超初至之时，学堂公宴，王先谦“并谓须特加热闹，议于曾忠襄祠，张宴唱戏，并请各绅以陪之。”
浙江著名学者孙治让以公车上书“浙人无与者，窃以为吾乡之大辱。”
并愿与“中土志士力持保种保教之念，即无所建树，亦冀以精神愿力鼓动以脱浪，以力挽气运”
。
关中大儒刘光，“以讲学之儒而治洋务”
改图求新，孜孜不倦。
而像前面提到的张宗祥、蒋方震这样的千方百计求新知的下层士人，一时间不知凡几，变化比较快，态度也比较积极的大多为年轻人。
总而言之，在甲午刚过后的一段时间里，好像一阵惊雷闪过，不知所措的鸣蝉一齐失了声，顽固派的声音顿时稀少了。
不是没有顽固派存在，也不是这些人不想发表他们的政见，而是他们一时不知说什么或者怎么说才好。
正式的变法还没有开始，是不是触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还得等等看看。
更何况从掌权实权的“铁娘子”
西王母（维新派这样称呼慈禧），到名震一时的地方大员都表示过中国需要改变，那么，即使心里再茫然失措，再不情愿和看不惯，也只好迫于情势而知趣地三缄其口了。
从另一个角度说，到了这个时候，中国执保守态度的士大夫虽然还相当多，但他们中的顽固派再也不能像当年倭仁辈一样，理直气壮地提出一大套反对变革的意见。
他们的既缺乏理论，更缺乏自信。
他们的领军人物或者像刚毅那样，信口胡柴，说出的话除他自己谁也不信；或者像徐桐那样取阿Q主义，避讳不见，避讳不谈。
所以，他们也确实说不出什么来，反对革新，只好从权术与阴谋上措手。
梁启超曾对当时全国的保守派官僚作了这样的分析，他说这些人可以分为数种类：“其一瞢然不知有所谓五洲者，告以外国国名，犹不相信，语以外患之危急，则曰此汉奸之危言悚听耳，此一种也。
其二则亦知外患之可忧矣，然自顾已七八十之老翁矣，风烛残年，但求此一二年之无事，以后虽天翻地复，而非吾身之所及见矣，此又一种也。
其之以为即使吾及身而遇亡国之事，而小朝廷一日尚在，则吾之富贵一日尚在，今若改革之论一倡，则吾目前已失舞弊之凭藉，且自顾老朽不能任新政，必见退黜，故出死力以争之，终不以他年之大害，易目前之小利，此又一种也。”
这种分析除了有点刻薄和夸张外，应该说还是有道理的，反对维新的顽固派，已少有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立场全由利益走向而定（儒家理想主义精神，已转由倡新学者来继承），所以，顽固派虽多，但底气非常不足，因为连他们自己也清楚，他们的所做所为无非是在牟一己之私。
如果不是因特殊的政治情势而导致了西太后倒向顽固派，反对新政的人实际上连个像样的领军人物也推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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