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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梦之后的士林多数：无歧困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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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甲午战争的刺激，梦醒的不仅是那些开明的士绅和那些头脑灵活，很快就能转向的士人，连那些头脑冬烘的三家村学究也同样是如梦方醒。
当年在甲午之前组织和参与打教闹教的士绅们虽然困惑和焦虑，但是他们并不真的相信他们的天朝最终会灭亡，他们赖以自傲的文化会被连根挖掉。
因为“天朝”
的马车虽然摇摇晃晃，但还在按步就班地走，士人的生活虽然受到冲击和挑战，但也还能按着老步调走。
科举还有魅力，子曰诗云也还有人要听。
在他们眼里，洋人无非是“要码头”
，“要通商”
，一时半会不致于伤筋动骨，虽然传教像鸦片那样讨厌，但也不是完全不能忍耐。
甲午战争彻底击碎了他们苟且的梦幻，瓜分中国的话题在西洋和东洋人的话题中流行，而中国人画的瓜分图也在中国人中流行。
而且仿佛突然从天而降的严酷情势，一下子把他们逼到了无路可走的境地。
说实在的，对多数昨天还在草拟打教揭帖的士人来说，让他们马上转过来从西学中讨生活，不啻是天方夜谭。
在中国已经出现西学热和“东学之渐”
的情形下，大多数读书人却因“习业已久，一旦置新法而立新功令，自有不适从之势。”
地处山西的举人刘大鹏，在1895年进京会式时，由于受到形势的压力和风潮的感染，因此托人买了些经世书籍来读，并对西学开始感兴趣。
可是他所在的地区却因“废学校、裁科考之谣”
，士子们“人心摇动，率皆惶惶”
。
显然，不是所有的读书人都能像梁启超那样“一旦故垒尽失”
却能革故从新，毅然沉下心来重头开始。
应该说，这些“人心摇动，率皆惶惶”
的士人，因甲午战争刺激起来的民族情绪并不比那些一心要变法的先进分子来得差。
对于他们来说，既有战争与割地赔款带来的强烈刺激，又有在一连串反洋教斗争中直接的“委屈”
与不平，甚至还有家产与家人的损失。
在求新无力，守旧无因的困境中，民族主义的愤**绪更易于导致他们怀恋旧日的“平静”
。
困境愈困，压力愈大，他们就更加怀旧。
不知不觉地，随着打教**的再次到来，在中下层士人和下层民众中，排外空气开始弥漫，在他们看来，一切祸患之由皆由洋人（包括东洋人）而起，洋人公使在京城骑着朝廷脖子上拉屎，而洋兵则是后盾，洋货与铁路轮船吞噬着中国人的财富，而最可恶的洋教则无异潜伏各地的内线。
中国要想得救，他们自己要想得救，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将洋人、洋教并洋物彻底驱逐出中国。
无疑，中下层士人的这种情绪，是与维新派士人当时的行为意向相反的。
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把传教士视为“良师益友”
，与李提摩太等人“相见恨晚”
时，一些中下层士人再次掀起了全国性的打教**，以湖南士绅周汉为代表，一大批新的，语言更为刻毒的反教揭帖被炮制出来，并被迅速地传遍大江南北。
双方很快在传教士问题上产生了冲突，维新派将反教的士绅与民众之举视为愚昧，有害无益。
谭嗣同认为打教与闹教徒招外人压迫，所谓“从前土耳其之削弱，亦因闹教起事，俄人首兴问罪之师，英、法、德、奥又从而抑勒之，遂至今不能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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