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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张之洞的支持是最持久而且坚定的，“不仅捐银最多（5000两），而且他的儿子张权也列名会中。”
康有为一度与张之洞过从甚密，在江宁一呆就半个多月，“隔日一谈，每至夜深”
。
张之洞对康有为的政治活动大力襄助，利用署两江总督之便，为上海强学会的成立大开绿灯，《申报》刊发的上海强学会公启，署的竟是张之洞的名字，而张居然加以默认。
后来，虽因《强学报》用孔子纪年问题双方生出龃龉，但关系并未破裂。
《时务报》创办以后，数月之中声名大振。
返回湖广总督任所的张之洞旗帜鲜明地表示了他对《时务报》的支持。
他下令湖北全省文武大小衙门，各官办学堂书院，按期定阅《时务报》，费用由善后局支付。
他那有名的《鄂督张饬行全省官销时务报札》，是被《时务报》刊出，作为“广告”
的：“查上海所设时务报馆，每旬出报一本，本部堂披阅之下，具见该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见增广见闻，激发志气。
凡所采录，皆系有关宏纲，无取琐闻，所采外洋各报，皆系就本文译出，不比坛间各报，讹传臆造。
且系中国绅宦主持，不假外人，实为中国始创第一种有益之报。”
这种来自官方公文的评价，称誉之高，比之先进士大夫平昔的欢呼，也相差无几。
不光是出于对梁启超才气的赏识，更有对维新启蒙活动的赞同（当然是有条件的赞同），张之洞屈节致函梁启超，力邀他来鄂一游。
函中居然称二十出头的梁启超为“卓老”
。
当1897年1月梁启超路过武昌谒见张之洞时，张闻讯大喜，“令开中门及暖阁迎之，且问巡捕官曰：可鸣炮否？巡捕以恐骇听闻对，乃已。”
按清朝定制，总督衙署只有钦差大臣及敌体官（即品位相当的中央及地方官）来见总督才开中门并鸣炮，若六部侍郎级官员来，只开中门不放炮，其余自两司以下，统统由角门出入。
张之洞这种破格接待，充分显示出他对维新派的重视。
更令梁启超感动的是，粱来见时，正值张的侄儿娶亲，“贺客盈门”
，而张之洞撇下一大群宾客，一头只顾与梁启超接谈，当天晚上设宴相待，宾主彻夜长谈，大有相见恨晚之势。
张之洞特邀梁留鄂办事，想让他当两湖书院的山长。
“以千二百金相待，其词甚殷勤。”
当然，梁启超这方面对张的盛情相待也有受宠若惊的感觉，他惶恐地对张之洞执弟子礼，真诚地认为张之洞堪称他在清朝大吏中的知音。
他写信给张之洞说，“今海内大吏，求其通达西学深见本原者，莫吾师若；求其博综中学精研体要者，尤莫吾师若。”
（此处的“吾师”
指的就是张之洞。
）
洋务派新旧两派的领军人物的态度如此，其他人可见一斑。
总的来说，洋务派是当时中国掌权的统治者中比较开明的一群，虽然他们思想禁锢较多，立场也成问题，但比之顽固派和相当部分混日子的官僚来，他们更乐意看到中国出现变化，对改革也持较为宽容的态度。
就当时中国的政治情势而言，能否争取到洋务派对维新变法的支持是成败的关键所在。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由于太平天国之后地方势力的崛起，一些有势力的地方督抚已经足以左右全国政局，对全局性的国防、外交有时竟握有决定性的权力和影响力。
没有地方督抚的积极性，中央政府的任何一项政策都难以执行。
当然，由于资历和功业、能力的差异，地方督抚相对的独立性有大有小，但是，恰恰是那些办洋务卓有成效的督抚独立性较强。
退一步说，公开与中央政府对着干，恐怕谁也不敢，但我借口不执行或拖延中央政策那是谁都敢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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