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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戊戌之前，改革之事往往出于地方的主动，这种现象，实际上已有违封建末世的官场习惯，因为这不因循了，多少有些“创新”
的味道。
虽然说由于“中兴”
而激活的那点独创精神随着岁月的侵蚀逐渐褪色了，但是洋务派的实力还在，自“中兴”
以来地方督抚半独立的政治习惯也还维持着。
他们可以像张之洞那样，兴学堂办工厂，也可以像谭钟麟一样将前任的洋务新政概行撤销。
应该说，就行政局面而言，维新派所面临的情势是严峻的，当年曾、左、李竟相“自强”
的形势早已消失，整个官场被末世的暮气所笼罩，曾、左已逝，次一级的洋务派大臣丁日昌、沈葆桢、刘铭传等非死即退，虽然真正冬烘顽固的人在地方督抚中并不太多，但应付差事，因循敷衍之辈却比比皆是。
正因为如此，那些还有点改革精神的督抚就显得更为难得。
争取了他们的支援，维新运动才有可能落到实处，有没有具有一定声势的地方声音，应该是运动成败的标志，假如维新运动在地方上已经形成了一定气候，那么西太后的态度很可能就不会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个样子了。
显然，维新派诸将，主要是康有为本人对地方洋务派于维新运动的意义并不十分明了，从他们轻率地拒绝了李鸿章来看，他们并没有弄清楚政治操作与政治实力的关系，更不明白李鸿章在晚清政局中的分量。
在处理与张之洞的关系上，前期过于乐观和热情，后来的梁、汪之争又有些意气用事之嫌，将观点和策略上的分歧过多地看成派别之争和控制与反控制之争。
大约是由于中国士大夫大一统观念的持久与强固，也可能出于急于求成，使中国迅速摆脱灭亡边缘状态的心理，维新派尤其是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总是把目光更多地盯在中央政府身上，对于开明皇帝“乾纲独断”
的希望太大，甚至还想借这次变法再一次重新收回散在地方的权力，重塑中央政府的权威。
愿望虽然善良，目标也很正确，可惜就是无形中增加了本来就难度极大的变法的困难，从而使这场关系到20世纪中国命运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失败。
毫无疑义，维新派与洋务派官僚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双方的政治见解有根本的不同。
对于洋务派来说，清王朝的政治体系经过修补就可以生存下去，政治变革诚然需要，也只局限在“得人才”
这种小的方面以及某些法律方面的调整（如对国际公法的适应）。
对西方的学习应限制在技术文明方面，而中国的变法改革也应主要在技术与经济领域着眼。
他们无论贤愚不肖，都对西方近代政治思潮与理论怀有不解和敌意。
而维新派则是想借西方近代文明这种“他山之石”
来改造中国传统的政治体系，他们不仅赞美西方民主政治，而且热衷于将代议政体引入中国，甚至连西方的一神教都想加以模仿，下大力气改造儒学成为一种新孔教，而康有为自然成为中国的马丁·路德。
但是，对于政治家来说，政治见解是一回事，而政治操作又是一回事，政治见解相同，不一定政治利益就一致，而政治利益一致的人又往往政治观点上有很大的歧见。
而政治利益的异同，才是政治操作中联合与争取，打击与反对的真正出发点。
政治家在政治运作中，尤其在进行这种亘古未有的政治大变革中，辨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谁是暂时的盟友，谁是可以依靠的对象，谁是直接的敌人，谁是间接的敌人和朋友，是首要的问题。
在中国当时那个情况下，幻想在改革阵营里保持清一色的志同道合者是非常不现实而且十分有害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一向为中国维新派所津津乐道的日本明治维新的情况。
日本明治维新在倒幕阶段，维新阵营里不仅有精通西学的知识分子，也有大量的下层武士，而具有武装实力的萨摩、长州藩藩主，也是倒幕的主力。
即使是维新的核心力量，也分成“尊王攘夷”
派和“开国派”
，就连号称“明治维新之杰”
的木户孝见、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三人，政见也不尽相同，西乡就是一个相当顽固的攘夷主义者。
但是，这些面目各异，主张不同的人们在倒幕的前提下，暂时政治利益是相同的，所以就可以暂时搁置政治歧见而联合起来。
日本现代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说：“武士、地主、商人们的改革势力，在攘夷这个反动口号之下开始有全国性的结合，而最保守的势力，却又在承认开国的进步和开明的外观之下设法维持自己，这真是进步与反动势力的奇妙结合与对立。”
这种“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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