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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再世尼山与说经野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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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社会里，政治和学术往往是混淆不清的，当朝的元老和书院的山长都忌讳人家说自己不学无文（死后溢号里加个“文”
往往是最高的奖赏）。
而政治的状况好坏也往往扯到学风或者学术上去。
明之亡，有人怪罪说是由于心学之空疏；而清之衰，也有人将板子打到汉学考据的屁股上。
无论汉学、宋学、今文、古文几乎都挨过这种似乎挨不上边的责骂。
反过来，明明素师经世之志，存心搞政治的人也非得在学术上弄出点名堂，以学术的砖头敲打政治之门。
康有为在维新期间的两部“学术”
著作《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就是以政治为目的的“学术砖头”
或者干脆夸张一点就如粱启超所说是学术飓风也未尝不可。
这“两考”
加上他万木草堂的政治预备期的种种设想，事实上构成了康有为自比马丁·路德，在中国搞近乎原教旨主义倾向的“儒教改革”
的整体方案。
“儒教改革”
与兴议会，倡民权一样，都是学习西方的产物，但后者表现的是民主倾向，而前者则是一种思想定一尊的思想专制主义。
欧洲具有民主意味的人文主义和具有专制意味的宗教改革，都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的确立。
但是中国确实有中国的国情，这种他人的老路在中国的确很难走通。
更何况欧洲倡行这两种思潮的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而康有为他们却想一肩挑两副担子。
而这两副担子恰恰是不能由一种人来承担的。
这两种角色不仅仅抒格、冲突，而且根本就不能相容。
一、说经与政治动员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出台较早，主要内容是为很多人所熟悉的，以其大弟子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述为准：“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二、秦焚书，并未厄及六经，汉十四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三、孔子时所用字，即秦汉间篆书，即以‘文’论，亦绝无今古之目；四、刘歆欲弥缝其作伪之迹，故校中秘书时，于一切古书多所属乱；五、刘歆所以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
总而言之，所谓古文经就是刘歆一手炮制出来的赝品，目的就是为了帮王莽篡汉建立新朝（王莽国号曰新），为达此目的，刘歆在继承其父刘向校理群书的几个月中，不仅造出了一捆捆的古文经，而且将其他古书也添加有关记载，甚至连同朝代司马迁的《史记》也加以改窜（其实《史记》早有其他传本，断非某一人可以垄断），甚至刘歆还使人预先在地下埋好钟鼎彝器，以备后人发掘证明有古文经的存在。
所以古文经就是“伪经”
，古文经学就是“新学”
，即王莽新朝之学。
稍后出的《孔子改制考》，实际是康门高弟的集体创制，由康有为总其成。
全书以《新学伪经考》为立论前提。
主要内容是：一、春秋时节诸子百家并起创教救世，纷纷托古改制；欲按照自己的理想，假托古人创构一套社会理想蓝图。
二、孔子同样是托古改制，其著作就是《六经》，所以孔子非“述而不作”
。
《六经》假托先王，事实上均为孔子自道，“孔子拨乱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
三、诸子百家论战互攻，由于儒教教义最完善，思精虑博，创制最完善，因而信从最众，从而“天下归往，大道统一”
，孔子便成为无冕的却高出有冕帝王的“素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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