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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万世教主”
。
中国一向不乏离经叛道之徒，从古以来疑经证伪者也大有人在。
但是像康有为这样的胆大妄为者的确少见（虽然《新学伪经考》不少观点从廖平而来，但廖作绝赶不上他的大胆），已经大大超出了“非常异议可怪之论”
的范围。
是说一出，立即惊世骇俗，说它是“思想界一大飓风”
或者“火山大喷发”
（两喻均出自梁启超）均无不可。
当时学界、政界都有强烈的震感。
出头驳议者有之，御史弹章有之，官方出面查禁毁版亦有之（这反而加速了“两考”
的流布）。
康有为作“两考”
，实际上与他炮制的刘歆形象一样，不过是借学术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是一种比较典型的“为政治服务”
的学术考据。
后来的学者，对它有肯定的（如钱玄同），更多否定的（如钱穆），梁启超作为弟子，给老师很留面子，说它们在学术上“大体皆精当，其可议处乃在小节目。”
然而，这两部书如果离开了维新变法的政治大题目，在学术上的价值实在是很可疑的。
《新学伪经考》前提就很难成立，将继承父志校理群书的刘歆说成是王莽篡汉的吹鼓手，理由很不充分，王莽篡汉，或迫于威势，或出于心服，附合他的文人何止千计，刘歆不是小角色，可也算不上是要角，只因为他参与整理皇家图书就把他打成“戈培尔”
一流，实在不能令人信服。
如果是这样，按理应该有王莽的授意才是，可是我们却找不到这样的授意。
退一步说，就算刘歆是这样的吹鼓手，但他怎么可能在几个月时间里赶制一堆古文经的竹简，同时还要篡改古书，再大造钟鼎彝器遍埋各地，刘歆是魔术师还是一般的人呢？
的确，古文经中的确有伪，古文《尚书》之伪已经成为定论，但是这些伪的始作俑者却不是刘歆。
托名制假，是中国古文化史上的一种奇特现象，历朝历代都有人将自己精心构制或者粗制滥造的作品假托“前贤先圣”
之名推出去，害得后世学者不断地要证伪，有些伪书写得实在太好，所以在证伪之后，又必须肯定其价值，伪书不等于坏书，几乎成为古文献学的原则。
对于这种现象，我们不能，也不应该让刘歆来负责。
至于《孔子改制考》说先秦诸子均为“托古改制”
，更属牵强附会，老庄墨孙等一干人托古偶或为之，改制则无从谈起。
至于孔子孟子也不脱强人所难之属。
以康有为自己的形象、声音强加于古人身上，让二千多年的古人喊出“民主”
的字眼。
变法期间最开通的封疆大吏陈宝箴说过：“逮康有为当海禁大开之时，见欧洲各国尊崇教皇，执持国政，以为外国强盛之效，实由于此，而中国自周秦以来，政教分途，虽以贤于尧舜生民以来未有之孔子，而道不行于当时，泽不被于后世，君相尊而师儒贱，威力盛而道教衰（道指儒家之道，教指儒教，而非宗教意义上的道教——笔者注）；是以国异政，家殊俗，士懦民愚，虽以赢政杨广之暴戾，可以无道行之，而孔子之教散漫无纪，以视欧洲教皇之权力，其徒所至，皆足以持其国权不可同语，是以愤懑郁积，援素王之号，执以元统天之说，推崇孔子以为教主，欲与天主耶稣比权量力，以开民智，行其政教。”
替康有为开脱解释的陈宝箴其实只讲对了一半，康有为是在力图将儒教变成基督教那样的宗教，但是经过他这番脱胎换骨的改造，如果说孔教真的如康有为所愿变成宗教了的话，那么实际上的教主就是他康有为自己，用反对他的人的话来说，就是他自己想当圣人，而按他的弟子的说法就是他当上了中国的马丁·路德。
然而，马丁·路德的新教改革虽有原教旨主义的倾向，但是他是将原来秘藏于教廷、披上神秘面纱的圣经解放出来，使其变成人人都可以看到的经典，从而使信徒可以以心与上帝沟通，“因信称义”
。
而康有为恰恰相反，他是把《六经》神秘化，将可以通过考据训诂解读的儒家经典变成神秘的“微言大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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