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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集中起来抗衡天然淘汰的自然法则，建立一个道德高尚的社会，使成功者既是适应选择的“最适者”
，又是道德高尚的“至善者”
。
这就是他《演化与伦理》的主题。
赫胥黎这部书按理说是非常合严复的口味的，他就是要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阐述达尔文主义，介绍达尔文主义。
但是，他在“达诣”
过程中仍嫌赫胥黎说得不过瘾，不断地将斯宾塞的货色塞进来，极大地增加了原书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色彩。
这也可以说是严复的一种介绍意向，早在1895年他在天津《直报》上发表的《原强》一文，就是将达尔文与斯宾塞并列介绍的。
他所喜欢，也认为中国此时最需要的就是带有社会学色彩的进化论，与带有达尔文主义色彩的社会学（群学）。
进化论传入中国，作用最为显著的是两层意思，一是变易进化思想，这一层意思由于中国传统思想中本来就有很浓的变易因素，所以很快就被康梁等人接了过去，演变成新型的“张三世”
思想。
二是自然选择思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层意思是中国传统思想中所没有的，故尔由西学程度较好的严复阐发，最初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人们“保教保种”
自救自存意识，继而演成主宰了中国知识分子几十年之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保教保种的意思就是求民族自存之道，“教”
与“种”
分别代表了中华民族精神与实体的两个方面。
而恰是在严复阐明了自然选择的原理之后，保教保种的呼声才赢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响应。
严复在《原强》一文中说：“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意谓民物于世，樊然并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与接为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及其有以自存而遗种也，则必强忍魁桀趫捷巧慧，而与其一时之天时地利人事，最其相宜者也。”
他以无情冷酷的声音告诉人们，所谓物竞天择就是生存竞争中弱肉强食，愚身智役，只有适于天时地利于人事者，方能自存。
这种声音，对于刚刚从迷梦中醒来，尚存一丝侥幸的中国士人来说，实如禅宗当头棒喝，茅塞为之顿开。
严复认为康有为喊得震天响的保教保种口号，实际上只是一个保种问题，种不保，教则无可保，也不必保。
而保种的关键，就是提高国人的素质。
他在《原强》中写道：“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
是以西洋观化育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
反是而观，夫苟其民契需恂愁，各奋其私，则其群将涣。
以将涣之群，而与鸷悍多智，爱国保种之民遇，小则虏辱，大则灭亡，此不必干戈用而杀伐行也。”
而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最要紧的就是民智，至少在当时的中国，民智之开，最为要紧，不明世界大势，不晓最基本的科学道理，就是有好的政体也不能致富强。
在严复看来，政治制度是要与民智相般配的。
骤然冒进，使中国一跃而为民主政体，那么“吾恐其效将不止贫与弱而止也”
。
严复的这种思想，在梁启超和夏曾佑那里得到了极大的发扬，夏曾佑走其极端，变成了“民智决定论”
，而梁启超也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分，也是将民智水平当成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强盛的标准，也认为民智与政治水平要相适应，民智低下，给予民主也不会享受，让你独立也无法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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