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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来自双方面的交叉火力，但科举改革还是推不动分毫，连开经济特科这种修补性改革都实行不了。
1867年，御史张盛藻在奏折里说：“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
科举牵扯到“道统”
（孔孟之书，尧舜之道）问题，不仅仅是个选拔官吏的程序。
科举的强烈导向作用，比任何国家的强制政策都更有效地贯彻封建道统。
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是以科举考试制度为龙头的，教育的目的，不仅是断文识字，具有文字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接受一种意识形态的灌输。
中国的教育很少有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几乎所有的技艺性的教育都不在正式的教育系统中进行，在中国传统教育中，最后的归宿就是作官，进入仕途。
而进入仕途最要紧的是具有正统的道德。
洋务运动必须培养新式的人才，这是近代化的必需，但是地大物博的中国，并没有像倭仁想象的那样，什么人才都有。
除了极少数偏好算学的“畴人”
外，其它的自然科学几乎没有人擅长，一向以拥有能工巧匠著称的中国，于近代工程机器学一无所知，不论工匠如何精巧，也难以制造出合乎要求的机器。
曾国藩安庆制造所仿制出来的小轮船，虽然能走，但马力小、速度慢，而且不懂机械图纸，再造就难以为继了。
其它如化学、电学就更是困难。
所以，中国教育非添加新式成份不可。
可是添加的新式成份显然与科举格格不入，两者根本衔接不上。
学习声光化电和外语以及造船造枪炮技术，不论多么精通，都无法迈过哪怕仅仅是童子试县考这一小关，更体谈中举中进士了。
反过来等到八股文练得精熟，不论考中考不中，都已错过学习自然基础学科的时机，纵令拼上全力，也难有大的造就。
反过来，如果先学新学，再习八股，或者像严复那样屡试不第，或者侥幸得售，结果势必把原来学的东西丢个大半。
最严峻的问题是，无论新教育有何种的优惠，只要朝廷中还保留着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并且赋予它法定的铨选正途地位，读书人就不会对新教育感兴趣，新式教育无论从生源到教育效果都要打折扣，即使培养出来的新式人才，还有可能被科举拉走。
但是，中国毕竟一天天地在走入近代，西方列强并不会因为科举制度的依然故我就放松对中国的侵略，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中国需要的新式人才只能愈来愈多，学新学的“异途”
人才虽然在官场仍遭白眼，但用得着他们的地方越来越多。
这当然使得由科举正途出身而观念守旧的人们愈发嫉视“新式”
人才，同时也更加看重科举，看重八股。
虽然在维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的防御战中，他们不免节节败退，但直到戊戌年，他们还是咬住旧式科举在维护封建统治之“体”
方面的功用，来反击要求改革科举的人们的攻击。
当然，攻击科举的人们也非无懈可击，因为既然攻击科举的人们也承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那么科举考试是为了选拔官员，不是选取专业技术人员，所以“体”
才是关键，需要专业技术，可以聘用这方面的技术人员，专业的技术人员，不一定就能当好行政官员。
这种说法好像也不无道理。
其实，铨选制度与教育体系应是两回事，它们之间有较为紧密的联系，但并不应该相提并论。
在现代社会里，教育负有多种功能，其中主要的是普及国民的文化知识与科学技术知识与技能，也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各种层次的专业人才，其中也包含政务、行政、法律、财税等方面的人才，但并不意味着通过了这种专业教育的人就有资格去作官，从学校出来最多的人才不只是投身政界，而是面向整个社会，金融、法律、商界以及更广泛的工业各部门、各种企业（私营与国有的）才是最大的人才容纳所。
我们应该看到，虽然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曾出现过一般行政官员随政党选举的成败而全进全退的现象，但很快西方国家就实行文官考试制度，把政务官和事务官分开，政务官随政党上下而进退，而事务官通过考试选拔，处于长期的稳定状态，从而保障了政治的稳定性和政策的连续性。
但是在传统的中国，由于社会分工还远未达到那样的程度，所以实际教育体系是与铨选制度绑在一起的。
除了最下层那些根本没有条件继续读书的农民，上一两年私塾只是为了识几个字以便更好地谋生外（农村也确实存在与宣扬传统道德不一样的识字课本，主要以看图说话的形式，识一些农村常用字，如《对相四言》、《六言杂字》之类），读书就是为了作官，至少也是为了知书达礼，作个乡间儒生，以传播知识，弘扬儒家伦理为业。
而整个社会的各种行业的专门知识教育，只是通过以师传徒这种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根本与学校无缘。
正是由于中国铨选制度与学校教育体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搅在一起，所以历来厌恶八股的人“恶”
屋及乌，连科举一起厌恶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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