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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以马上得天下后，迫不及待地开科取士，连考三年，中举的人一律免于会试直接授官，可是他发现取中的文章之士办事能力不尽如人意。
于是一转念下令停考，改为荐举，不想荐举弊病更多，被举之人相形之下还不如考的，而且还有结党营私的大弊病。
两害相权取其轻，朱元璋终于想通了这个道理，于是科举又发展了下去。
清朝康熙初年，也曾在反对八股取士的呼声中决定废止八股文，将乡、会试首场的试八股制艺改为考策论，但是也只实行了两科，比较起来，觉得还是考八股稳妥，于是又复其旧。
虽通过科举的独木桥进入仕途的读书人并不多，每年上千的举人与拔贡，三年才出几百个进士，能跻身这些人中间才算是有了出息，更多的人只有在攀升的阶梯下端挣扎的份。
但是科举千百年来的确吸引了全国读书人的目光和精力，“天下英雄尽入彀中”
名不虚传。
尽管科举考试制度也有很多弊病，但比较起来，不能说不是一种比较好的铨选制度，考试中舞弊行为也有，但总的来说，明清之际考试还算规矩，由于制度很缜密，皇帝又很重视，科场取士还算公平。
它保证了皇朝源源不断地可以从中下层士人中汲取人才资源。
虽然考试内容不甚合理，但想要入仕的读书人会适应它，就像《皇朝续文献通考》所云：“顾皇朝开国二三百年，挟时文以进者，亦每有魁垒鸿石落乎鼎钟，此特亭林（顾炎武）谓士之能得科目，非科目能得士也。”
不论士得科目，还是科目得士，毕竟有了这种考试，贫寒的读书人得以跻身官僚阶层。
也把全国的士人都吸引到这个艰难的攀升阶梯周围。
更重要的是，以科考为中心，明清王朝建立了一套学校体系，从国子监、府学、州学、县学等官学，到社学、义学和乡塾等私学，全被科举导向纳入了墨记背诵四书五经以及揣摩演绎“圣贤之意”
的轨道，连童子识字课本，《千字文》、《幼学琼林》等等也贯穿以四书五经的精神，如果一个人能由发蒙读到“开讲”
与“开笔”
，那么四书五经就成为他们听说读写的全部内容。
只有少数真正的学者之家才会让子弟学点别的，而这些“书香门第”
也须钻研时文，应付科考，否则照样为人瞧不起。
这就是为什么在不断的反对声中，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仍能固若金汤的缘故，这个制度的确能比较好地满足传统王朝的政治需要。
（二）在近代化挑战中的科举困局
进入近代以后，在应付西方的挑战过程中，传统的政治体制表现出了相当的弹性，但是科举这一比较起来还算合理的制度却显得十分的沉滞与不合拍。
遭到主要来自两方面的批评。
首先洋务派的一些人对它不满。
由于科举考试制度与学校体系紧密相接，所以当近代化需要引进新的教育体制，培养新式人才的时候，居然发现科举成了最大也最难以克服的障碍。
一些洋务派大僚如李鸿章，虽然以裱糊匠自居，并无变制的野心，可也对科举大为不满。
现实的事态是，凡是进新学堂的人，十有八九系科举道路上暂时不可能攀升之辈。
一旦他们通过新学堂挣了出身和资本，多半要转过头来再扎进时文里，应考求科名。
像严复这样留过学、官拜总办的人也要一次次地参加顺天乡试。
同文馆出身的张德彝，直到外放使臣，官至红顶，还是以未经科举正途为耻。
这种状况，极大地干扰了新教育的推行，使其在中国刚刚萌芽就处于无情的严寒之中。
另一方面的批评来自于传统士人经世致用流派的一翼，也加强了对八股取士的攻击，他们面对多变的世事，愈发意识到八股的空乏无用。
道咸时学者孙鼎臣说：“现世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学，惟科举之文而已。
道德性命之理，古今治乱之体，朝廷礼乐之制，兵刑、财赋、河渠、边塞之利病，皆以为无与于己，而漠不关其心。
及夫授之以官，畀之以政，懵然于中而无以应，则拱手而听之胥吏之为。”
李东沅干脆将科举这种形式也一笔抹到，他认为科举制艺，使士人“将一生有用之精神，尽销磨于八股、五言之中，舍是不遑涉猎。
泊登入宫，而后上自国计民生，下至人情风俗，及兵刑、钱谷等事，非所素习，猝膺民社，措治无从”
比较有意思的是，凡是少年科第，尤其是名次很高的士大夫，往往都不把八股当回事，因为他们怕人家说他们只晓得制艺括帖，没有学问，所以一旦金榜题名，八股就被弃之如弊履，或去研经，或者习史，或者琢磨边疆史地，还有玩诗文词赋的，但绝不会有人再看一眼八股文，自编年谱的时候，还非得加上一句什么向不喜八股制艺之学的话。
相反，比较在乎八股的倒是那些屡试不第的秀才，有时，会做八股成了他们唯一的优长——足以夸耀于平头百姓的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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