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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会珍视，尽管这种“本事”
没什么用处。
其实清末就连溜鸟、养蛐蛐的本事都会有人敝帚自珍，何况是作八股？
不乐意废八股的士人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没有能力去求新学，有些冬烘先生一辈子习惯了八股，让他们离了八股，别式样的文章根本作不出来。
在当时的中国，这样的人还真不少见。
在戊戌年初的会试期间，梁启超等人曾大肆活动，串连各省公车，再来一次“公车上书”
要求改革科举，废除八股，已经征得了百余人签名，上书也拟好了，可是这次却远远没有头次公车上书那样“得人心”
，上万应试举人，反对者大有人在，大大超过了拥护者，一时间人情讻讻，梁启超等为首之人几乎遭以老拳，最后是不了了之。
不管因哪种原因不乐意废八股的人，反对的意见似乎都挺“正大”
，总忘不了把圣人之道顶在头上，说是耽心废八股会废掉中国人道德文章的根本，好像他们这么多年来并不是把八股当敲门砖似的。
也许正是出于考虑了这些人反对的理由，同时也对他们做一点安抚，暗示策论与八股的区别并不是太大，光绪在废八股的上谕中特意加了这样一段话：“此次特降谕旨，实因时文积弊太深，不得不改弦更张，以破拘墟之习。
至于士子为学自当以四子六经为根柢，策论与制义殊流同源，仍不外通经史以达事务，总期体用兼备，人皆勉为通儒，毋得竞逞博辩，复蹈空言，致负朝廷破格求才至意。”
光绪的安抚起没起到作用，我们不太清楚，但无论是参与变法的个中人还是受到科举改革冲击的一般士人，大家都明白如果沿着改革之途走下去，废八股绝不是终点，总有一天，科举考试这个士人千年进仕上升的梯阶会被拆掉，代之以西式学校系统。
庚子之后，实际上是戊戌变法的再版的清廷新政，在依样画葫芦废八股改策论之后，终于废掉了科举。
由于新政并没有走完自己的路，所以废科举是好是坏其实并不太好评价。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就是完成戊戌变法未竟之业的“新政”
，并没有解决好新的铨选制度与新的教育制度衔接的问题，只是以学校体制简单地取代科举。
（四）旧瓶与新酒
自从科举制度与八股文结缘之后，赢得了几百年的骂名。
直到今天，绝大多数史学著作一提到科举制度还是按捺不住恨恨之声。
对于继承戊戌变法之业的清廷新政之废科举，不仅当时的舆论大声叫好，就是现在也是颂声一片。
在很多现代人眼里，八股与科举似乎是一回事，在骂八股的时候科举也就被否掉了。
然而，当百年过后，我们再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冷静而且仔细地思考一下，就会发现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当科举被直截了当地废掉之后，中国并没有出现新式人才辈出的局面，相反，倒是呈现出于近代化非常不利的制度断层，原先中国一般老百姓在旧教育体系中比较高的识字率优势在这断层中迅速丧失，以后长期出现了两种教育体系并存的局面，两者都半死不活。
人口与劳动力的素质反而下降了。
民国时期的人口识字率反而要低于清朝。
首先，我们应该把八股文与科举分开来看，八股只是科举考试的内容，而不是这个制度的全部。
八股文的确是一种非常不好的东西，凡是技巧繁复到了近乎高级文字游戏程度时，这种文体的精神也就死亡了。
曾经作过八股文的鲁迅先生说过：“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
一来是考官嫌麻烦——他们的头脑大半是阴沉本做的，——甚么代圣贤立言，甚么起承转合，文章气韵，都没有一定的标准，难以捉摸，因此，一股一股地定出来，算是合于功令的格式，用这格式来‘衡文’，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轻重。
二来，连应试的人也觉得又省力，又不费事了。”
鲁迅先生的话只说对一个方面，八股文对于考试来说，由于高度的程式化，的确是便于评判的。
否则众多的秀才每年要考试，分出优良中差，那些训导、教谕老爷可是麻烦得很。
但八股文最大的害处在于它可以使人成瘾入迷，作惯了八股常常会不由自主地陷溺其中，再作什么都有一股八股味。
除了一些真有学问的读书人可以抵抗这种八股病外，余下的士人能自拨者鲜矣，君不见他们连骂洋鬼子、骂教会的文告都用八股体，全不计洋人是否能领略这俪四骈骄五的妙文。
偏偏这种使人像吸鸦片一样成瘾的文体却又全无用处，除了应试之外，实在不好用它来干别的。
这种带韵的准骈文，不好用来叙事，然而用作论证又太嫌花哨，虽俪四骈六，却无六朝文那种华丽排铺的美感，八股文明清两朝成筐成箱，汗牛充栋，可能留下来的除了个别人作纪念用的乃祖考试的墨迹而外，只有几篇游戏文字。
虽然作八股确实可以磨炼一个人的文字功夫，但所得与所失相较，其失大大超过了得，名符其实的失大于得。
更何况，我们还没算上八股对人思想的禁锢，“代圣贤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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