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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做多了，满脑子就剩下理学陈腐的教条，至少对于那头脑冬烘的三家村学究来说是如此。
诚然，在近代风云变幻之际，科考的八股也并非对时代毫无所感，毕竟，掌握八股评价尺度的是人，这些人不可能一点儿不受学风变化和各种思潮激**的影响。
蔡元培先生是在浙东学派治学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士人，深受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他的乡试八股，就已相当不规范，旁证博引，议论大发，可是主考官以治西北边疆史地学著称的李文田却很赏识。
“在会试时，他的三篇八股文，突破一般陈词滥调，引经据典，渊博异常，受到房师王颂蔚的赏识，合三场试卷，‘盛为延誉，郑重推荐’。
特别在他被取为进士，虽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后，蔡元培的‘怪八股’格调，风靡天下，被传录，被刊刻。”
尽管蔡元培此后声名大振，在士人中，知道孙中山的少，而知道有个作“怪八股”
的翰林蔡元培却不少。
模仿这种“怪八股”
的人比比皆是，但是，八股的弹性也达到了极限，在八股“代圣贤立言”
的框框里，无论怎么挣扎，做到旁证博引，稍微言之有物已经到了头，再想立点新意，说点新事是不可能的了。
因此，我们说科举制度八股文必须废除。
百日维新不废科举而废八股，以旧瓶装新酒本来是个很不错的做法，但是废八股的思路却是最终要废科举，而代之以新式学校系统，废八股只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过渡。
由比较合适的作法当便桥，过渡到并不太合适的归宿，这就是从百日维新到清廷新政的科举改革思路，虽然一直在强调儒家伦理的“统率”
作用，但这实际是一种“全盘西化”
的思路，即整个地摧毁中国原有的教育体系和铨选体系，移植西化的学校体系。
也许，很多人要责怪我的说法太过时，或者说太陈腐，居然在21世纪到来的前夕还为科举制度招魂。
但是我想，既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一百年，我们已经完全有理由对当时发生的种种事情做一客观冷静的再估价。
我们应该意识到，在历史的天平上，评价的刻度是合适而非“先进”
。
先让我们分析一下梁启超关于科举改革建议的上策，事实上清廷新政就是按他的方案实施的。
梁启超的方案是“合科举于学校”
，入小学就是生员，入大学就是举人，大学毕业就是进士。
在此之后，清廷新政更具体地参照西方学校制度建立了大、中、小学系统，人们将小学生比之生员，中学生比之为举人，大学生比之进士。
现在问题已经出来了，其一，这种合科举于学校的设想在中国教育体系改革之初是可以勉强行得通的，因为无伦小学、中学和大学，能接受新式教育的人数很少，学校数目也少，大学就更少，所以大、中、小学生的比例大体上与过去进士、举人、生员的比例相当，但是随着教育的发展，学校在校人数日益增加，而中、小学又势必走向普及化，这样的话，那么“类生员”
、“类举人”
就会俯拾皆是，自然也就失去了作为铨选制度替代物的意义了。
其三，以学校的考试来取代选官的专门考试，看似可行，实际上行不通。
因为无论是普及教育的中小学，还是专门高等教育的大学和各种专门学校，它们的考试只是保障学生完成学业的手段，其目标是面向社会的，而非针对官场需要的。
也就是说学校里五花八门的层层考试，并非专门为选官而设，也不可能专门为选官而设，显然由这些考试来把关，是不符合选官需要的。
最后的结论就是，铨选制度与学校是不能在近代环境中合而为一的，想以学校取代科举，看似想法很新，实际上却还是传统社会科举学校一体化的老思路。
在传统社会里，当学校的教育目的只在于掌握一定文字能力和道德养成的时候，无疑是可以将学校纳入科举的范围（这一点恰恰是传统科举制度最大的弊病所在）。
但是，在近代的教育体系中，这种情形就不能重演了，因为近代教育最后进入社会的成品，应该是具有专门技能的人，既有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更有自然科学的各门各业，而且社会愈进步，愈发展，专门化的趋向就愈厉害。
在这种情况下，选官制度就不再好包容学校了。
在清廷新政时期，清廷曾为归国留学生安设了许多诸如农科、工科、医科、甚至牙科进士、举士的头衔，事实证明这并不合适，弄得不伦不类，反倒成了笑柄。
以新式学校制度取代科举制度的最大的问题在于，此举使中国原先的教育体系和教育基础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失去了应有的作用，这对于整个近代化进程有害无益。
一些外国学者指出：在清代，中国“除人烟稀少和赤贫的地区之外，教育在所有地方都很发达，这个事实表明，清代中国相对来说具有一个现代学校体制结构的平衡基础。
但是，当清末的革新派后来真去建立现代化教育体系之时，他们却另起炉灶，而不是在原有的教育基础上进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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