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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贫丁有的也确有饥寒之虞,但主要是他们败家子作风造成的,禄米刚下来,先去变钱花掉,待到无米下锅,再花几倍的钱买回(或赊回)。
八旗子弟的这种生活方式,不管朝廷怎样三令五申,让他们节俭,也不管皇帝如何慈心大动,屡加赏赐,甚至为他们赎回典当出去的田地,他们还是依然故我,雍正有时一月之间开赏数次,每次三四十万两,但不到十天,旗人老爷的口袋又是空空如洗。
旗人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闲人”
,旗下政治也就变成了“闲人政治”
,正式和非正式的旗人政治渠道的政治操作,都要考虑“闲人”
的利益。
无论何种政治举措,都不能触犯或改变旗下闲人的生活状况和特权地位。
清初旗人跑马圈地,实质上是战争这种特殊的非常时期的掠夺行为,作为战胜者的一方,在战争进行期间圈地虽然已属不当,但于情势上讲,在那个时代也还说得过去。
但是一旦天下已定,作为统治者的一方,再允许有这种掠夺性的行为,显然极不利于社会秩序的重建,无疑等于自挖墙脚。
清初诸帝当然也明白此理,屡下决心要结束圈地,但却屡屡下令再圈。
可笑的是每次圈地都声称“以后无复再圈民地,庶满汉两便”
,每次都食言自肥。
虽然康熙中叶,圈地在康熙的“乾纲独断”
下得以停止,但变相的圈地——带地投充,直到乾隆时仍有所闻。
政策的反复与执行不力,背后无疑有八旗之下闲人政治的影响。
有关“逃人法”
的问题也是如此,由于掠来的大量汉人农奴不断从旗下庄园中逃亡,影响到旗人奢侈的“生计”
,在清初几十年中,政府曾不遗余力地缉捕逃人,并立专项刑律“逃人法”
和专门的缉捕机关,由于“逃人”
是旗下的劳动力,他们不愿“财产”
蒙受损失,所以“逃人法”
是薄惩逃人,重治窝主,逃亡的农奴仅仅挨鞭子,而窝主要砍头,还要连坐四邻,殃及地方官。
结果搅得海内嚣然,乃至激起民变,汉官每每抗疏诤谏,但皇帝就是不听,甚至公然“护短”
要治言事者之罪:“凡章奏中再有干涉逃人者,定置重罪,绝不轻恕。”
凡事一涉及满人利益,纵然是不言而喻的秕政,明显地不利于满清王朝长远利益,旗下也会喋喋不休,迫使秉政者作出违心决策,或者尽量拖延对秕政的纠正。
到了晚清,旗下闲人积习积重难返,愈发加重了暮气和堕气,旗员的政治能力日见其萎,旗下闲人政治的内容也变得愈发无聊,对其他问题的关注都变得无可无不可,充其量发点牢骚,说些怪话,祺祥政变,西太后不合祖制的“太后垂帘”
,也只引起一点小小的**,至于旗下死活看不上眼的“洋务”
,同文馆的设立,选派八旗子弟就学,旗下虽一度哗然,但所做的也就是发出些“孔门弟子鬼谷先生”
的怪话。
可是一旦涉及八旗的“铁杆庄稼”
——朝廷豢养的粮与饷,事情就怎么都议不下去,让旗人自谋生计的议题总是胎死腹中,漕运改海也议了很长时间,直到太平天国时期河运中断,才勉强改成,但河漕机构却撤不了,无非是牵扯到旗丁的生计。
八旗旗下闲人政治已然堕落到单纯的“铁杆庄稼”
的维护剂的地步,只要不危及这根铁杆庄稼,纵然有一肚皮不满,都可以将就,诸事好商量。
清朝的豢养政策和旗下的闲人生活方式与闲人政治,互为因果,搅成一团,不改革旗人唯有死路一条,而自身又丧失了改革的能力和勇气,宁可苟且偷安,得过且过下去。
一旦外部的压力迫使他们非改不可的时候,不起眼的旗下闲人政治居然会回光返照地发出巨大的能量,即使不足以毁掉改革本身,也会造成巨大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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