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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政治变局：枝强干弱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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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封建时代中期以后，由于追求稳定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需要，政治格局上的强干弱枝，内重外轻就成为普遍的现象。
但明清对这种趋向的强化还是令人瞩目。
其特点是，在机构设置上，中央繁复而地方粗简；在权力分配上，中央权重而地方权轻。
清代的督抚虽已从派出官员向地方行政官员转化，但作为一省或数省的最高长官，其属员却寥寥无几，办事只好依靠自家聘请的幕僚。
其余像三司、学政道、府、县（州）各级地方官员，虽有僚佐属员，但却均嫌粗简，真正办事，还要借助非正式行政系统的“师爷”
体系。
至于权力分配就更是不平衡，所有称得上算个事儿的地方事务，无论军政、财政、民政、刑政统统要由中央来裁决决断，县令以上的人事升迁调配，也均由中央定夺。
再加上督、抚、布、按、学五大员职权交错，相互牵制，均有单独上奏之权，地方政府除了秉承皇帝的意旨办事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自主权。
所以，有清一朝，地方官员以缺乏能臣闻名，即使贵为封疆大吏，也普遍缺乏开拓精神，绝大多数都是唯唯诺诺，但求无过的庸庸碌碌之辈，一事当前，不论缓急，先以请旨为上。
“一切事宜必得圣明指示，方有裨益。”
清代中前期虽也曾出现过一些近乎能臣的督抚，像汤斌、鄂尔泰、田文镜、陶澍等，但也只有陶澍一人算是有点开拓性，但所办的两件大事，漕粮海运与盐政的废引改票，办的时候重重阻碍不说，实际也都没办完。
乾嘉时文名远播的洪亮吉在那篇因而得罪远成的奏折中说道：“在外督抚诸臣，其贤者斤斤自守，不肖者亟亟营私，国计民生非所计也，就目前而已。
官方吏治非所急也，保本任而已。
若久远者，以为过忧，事兴事革，以为生事。”
鲁迅先生曾论及乾隆，说乾隆自命为英主，所以手下不需要贤臣和能臣，只得意那些不好也不坏的中才。
事实上，清代政治制度所强调的，正是乾隆老儿所想的。
清代中前期政治格局的另一个特点是满人权重而汉人权轻。
中央机构中高级官员的满缺汉缺从表面上看似乎相当，但重要及要害的权力都掌握在满人手里。
地方督抚也同样满多汉少，康熙三十年全国总督五名，全系旗籍，全国十八省巡抚，汉人八名，满人九名，另一名民族待考。
嘉道间，由于满人总体素质下降较快，汉人督抚比例有所提高，大体上也是旗鼓相当。
清代中前期内重外轻政治格局的另一种体现是督抚任期很短，调动频繁，而且即使贵为封疆大吏，只要惹恼了皇帝，罢官撤职掉脑袋也就是弹指间的事。
乾隆朝的“红员”
陈宏谋任督抚达三十一年，却经历了十二个省，先后调动二十一次，平均约一年半一任。
别的人命运也不比陈好多少，只有极个别皇帝特别赏识的，才能干得稍微长些。
这种情况对于督抚任职当然不利，他们对任所“民风土俗不暇周悉，属吏尚未遍识，历官之日少，奔驰之日多”
。
糊涂的，连布政使和按察使是谁都弄不清。
但是，督抚至少无从培育地方势力，使中央权力不致受到威胁。
一言以蔽之，即无尾大不掉之虞。
嘉道时节，清朝已进入暮岁，国家机器已经老化得不堪敷用，在围剿五省白莲教起义中，属于地方武装的团练，开始崭露头角，而汉族的封疆大吏如陶澍与林则徐之辈，挟经世致用的学风，渐渐取得了炫人的事功，在朝臣中的分量开始加增，朝中的大事都不得不托付给他们（像漕运改海、盐政改革，河工以及后来的禁烟等等）。
当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大规模侵入中国的时候，已经统治中国近两百年的满清王朝，雪上加霜，既要面对那种古已有之王朝末世的内部离心与反叛，又要应付来自西方势力的挑战。
在这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情景下，清王朝开始全然不顾多年的政治惯例和忌讳，哪怕是饮鸩止渴，他们也只好装作甘之如饴。
五代十国以后，封建王朝最忌讳的“兵为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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