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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象不仅出现了，而且还要依这类“私兵”
为干城。
倒霉的咸丰，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冲击下丢掉了大半个中国，在洋兵的进袭中，仓皇北顾，拱手让出了京城。
八旗兵和绿营兵一溃千里，一败涂地，连招架之功都没有，据统计，仅仅从咸丰元年到咸丰六年这段时间里，八旗骁骑校等正六品以上武将死亡两百六十人，绝大多数是阵亡和因退缩而掉头（处分）的，其中副都统以上高级官员三十六人。
而绿营就更惨，在这六年中，仅游击正三品以上将领死亡就达两百零四人，其中提镇大员有一百零一人，约占一半。
在与英法联军的战斗中，作为满清王朝总预备队的蒙古骑兵也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清王朝可以依赖的现成武装力量，可以说已经瓦解了。
占了京城的洋人倒可以用出卖主权“攘”
出去，可咄咄逼人的太平军怎么办？遍地烽火的大小起义军怎么办？所以不难理解尽管朝廷也认为湘军的崛起“非国家之福”
，尽管对胡、曾、李、左诸人有一百个不放心，尽管朝廷发生了政变，新人取代了旧人（肃顺之头可以砍，肃顺信任的曾胡诸臣却非得重用不可，只要当权者头脑还是清醒的），满清朝廷还是像挤牙膏似的将地方军政大权一点点放给了湘淮军诸将。
清朝原有的八旗与绿营，是“兵为国有”
的兵制，后来作为补充的乡勇团练，随用随招，事毕遣散，虽说出了不少麻烦，但也难成气候。
而湘淮军则是典型的“兵为将有”
的兵制，从表面上看虽与明代的“戚家军”
并无不同，但戚家军之于明是局部问题，而湘淮在晚清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事实上成了“国军”
，支撑着晚清残局。
湘淮军与“戚家军”
最本质的不同在于它的近代色彩，它所装备的洋枪洋炮在当时的中国军队中是最多的，而且部分地引入“洋操”
，部分地吸收了西洋军制的特点（以淮军为甚）。
武器与兵制上的近代气息和“兵为将有”
的灵活性使得湘淮军不仅战胜了太平军和捻军，更重要的是令他们自己变成了“天之骄子”
，虽赶不上五代十国时的骄兵悍将，却也每每因不听招呼令朝廷头疼不已。
咸丰十年，江南大营溃散，太平军兵锋横扫江浙财赋之地，咸丰前后十余道严旨，催曾国藩“迅拨劲旅驰往救援”
，但曾国藩推三阻四，就是不动一兵一卒。
眼睁睁坐视江南“糜烂”
。
如果说天下大乱之时尚可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来推搪的话，那天下已定之后，湘淮军的巨头们依然推三拿四，拥兵自重。
同治四年十月，朝廷欲调李鸿章赴陕镇压回民起义，李鸿章居然提出身在陕甘不离江督之任（时署两江总督）的荒唐条件，拒不听调。
最令中央政府难受的是，湘淮军兴起之后，由于勇营兵制的缘故，中央欲想控制也无从下手，兵为将有，将去兵亡，“兵部惟知绿营兵数，其勇营练军各督抚自为之”
，兵自募，饷自筹，械自购，每逢战事，“朝廷皆拱手而待之督抚”
。
历代军阀的共同逻辑就是，有兵方有土，有土便有财，有财才能更好地养兵，形成不大不小的一个怪圈。
当然，湘淮军这些“准军阀”
们也不例外。
到了清廷不得不依重湘军的时候，湘军将领和曾国藩幕中策士，就一批批地袍笏登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坐上封疆大吏的位置，曾国藩一路提携荐举，三年之内，便有三人任总督（两江、闽浙、两广），九人先后任七省巡抚（粤、陕、苏、赣、皖、浙、鄂）。
在淮军与左系湘军后来居上的情形下，曾、左、李门生弟子，将佐幕僚任督抚者比比皆是，昔日的书生与土棍化为今日的红顶要员。
更要命的是从此以后的督抚，大都拥有可供自家支配的兵权、财权及用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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