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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了明清社会一个特殊的阶层，或者说所谓“士林”
，他们承载着文化典籍和主流文化传统，也用得自文化的经验、知识乃至智慧左右政局，参与政事，大者出将入相，运筹庙堂，小者维持乡里，干预诉讼。
虽然在庙堂之上与处山林之远的地位身份有千差万别，但在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
中国的传统政治，离开了士则无从运行，而中国的士没有了政治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基石。
说“内圣外王”
“修齐治平”
的政治抱负与理想当然亦无不可，但更多的人更看重的还是厕身政坛或跻身士林背后的利益、身份、地位和荣誉。
中国的士之所以为士，与经济地位的高低关系不太大，与各自的道德水准也不相干，胡适先生说：“我们不能说东林代表士大夫，而魏忠贤门下的无数干儿子孙子就不代表士大夫了。”
真是痛快淋漓！
对政治的直接与间接的参与才是士的根本欲望所在，即使并不醉心功名而皓首穷经的“纯学者”
，背后的动机也无非是光大“圣道”
而致君尧舜。
据说章太炎的弟子王仲荦曾评论章道：“老师本是学者，而谈起学术来昏昏欲睡。
老师不擅政治，但一谈政治则眉飞色舞。”
尽管士大夫们可能案头放着《老》《庄》《坛（经）》，口里嚷着“归去来”
，不能忘情政治却是他们无药可医的“痼疾”
。
晚清恰逢“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政治的变局关联最紧的就是士林群体的变局。
面对西方的挑战，从整个亚洲而言，中国“士”
的反应可以说是最敏锐的，可他们的传统包袱也是最重的（日本明治维新初期对西学的介绍，往往要借助中国的书）。
尽管在甲午战争之前，士林多数尚在大国残梦里沉睡，但西学毕竟从敞开的大门中溜了进来，士林群体慢慢地、悄然地发生了一些虽然细微但却很关键的变化。
一小群不同于中国传统士的读书人出现并站住了脚，没有被当成“二毛子”
给撵走。
在西器、西学的价值被承认的同时，士林赖以骄人的资本，传统文化的价值开始动摇，连最保守顽固的士大夫，也只好无可奈何地承认“忠信仁义”
不能当“干戈于橹”
。
显然，由于士林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这些变化对中国社会与政治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在中国近代化过程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一直到戊戌维新的发生，最希望变的人出在士林，最不希望变的人也出在士林。
对尽弃所据的恐惧与对民族国家的责任感形成了反向双轭，使中国士林的背负格外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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