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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望春可怜,千里碧血渍”
的诗句。
后来武昌起义的名人蔡济民的父亲蔡香圃,当时在乡间做私塾的教书先生,马关签约之后,也有“伤心怕看澎湖月,妙手难回旅大春”
的泣血之句。
王文韶1895年4月16日日记仅寥寥数语:“马关来电,和议已有成说,明日画押,目前暂可无事,后此则不堪问矣,运会所迫,夫复何言!”
半日之后,又记数语:“日本约款已于昨日如期互换,‘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其斯之谓欤!”
忧虑、无望、抑郁之情,溢于言表。
郑孝胥闻马关和约已被批准,“乃投笔而起曰:‘吾今为虏矣’!”
士人出身下海唱戏的汪笑依,干脆用他的演唱把一腔悲愤倾泻,他当时到大连演戏,触景生情,“其演哭祖庙,‘国破家亡,死了干净’之语,大连全市人人皆善述此两语,殆成为口头禅”
。
无论是长歌当哭,还是以诗泄愤,大家(尤其是士人)都清楚地意识到,亡国之神已经在叩门了。
士人苟且偷生的梦终于做到了头。
痛定思痛
最初的痛楚过去之后,虽然很多人还没能从奸臣误国这一古老怪圈中走出来,但更多的人已经开始思索,他们终于意识到,中国从败给西人到败给东人,其根本原因绝非个别将帅的作战不力,或者是朝廷奸臣卖国所致。
近代史上士人最大,也最关键的一次思想转折来到了。
虽然很多人并没有真的转过来,但至少大多数人都感到中国非有点变化不可了。
唯一的一位活到解放后的戊戌老人(指参加变法而言)张元济老先生回忆说:“五十多年前(时为解放初。
笔者注),因为朝鲜的事件,中国和日本开战,这就是甲午中日战争。
结果我们被日本打败,大家从睡梦里醒过来,觉得不能不改革了。
丙申年(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前后,我们一部分同官,常常在陶然亭聚会,谈论朝政,参加的共有数十人。
当时并没有会的名称,只是每隔几天聚会谈谈而已。
在一起聚会的人,我现在记得有文廷式、黄绍箕、陈炽、汪大燮、徐世昌、沈曾植、沈曾桐等,那时候康有为还不在北京。”
这些京官不在陶然亭诗酒酬唱,而是议朝政,谈改革,当然他们一时半会儿还议不出什么名堂来,但这七嘴八舌本身也营造了一种求变的气氛。
其他的人似乎更热衷于探求究竟,他们把热情和精力投身到钻研西学上去。
年少通经史,文极古藻,以“怪八股”
著称的翰林蔡元培,甲午后“开始涉猎译自外国之书报刊物,并留意世界事物”
,致力西学。
后来以小说暴得大名的曾朴,年少科第,曾深得翁同龢的赏识。
然而《马关条约》的奇耻大辱,使他“觉悟到中国文化需要一次除旧布新的大改革,更看透了故步自封的不足以救国,而研究西洋文化为匡时救世的要图”
。
民国时期的著名军事家蒋方震,那时年纪还小,不过也算是读书人了。
他童年的好朋友张宗祥回忆道:“甲午中日之战,深深刺激了我们两小的思想。
但是我们当时连旅顺、大连和马关究在何处,尚有点认识不清,何况日本所以强大,中国所以衰弱的种种大道理,而书房中桌子上所摆的书是不会告诉我们这些道理的。
我们急得没法,只好找报纸,查地图,相约各人知道一点,就互相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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