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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又是戊戌变法（指整个戊戌变法时期。
笔者注）。
我们这个时候已经能考书院，得到一点膏火之资了。
恰好双山书院购进了四大橱经、史、子、集和时务、策论、算学、格政等书。
我们听见了这一消息，真如穷人得着了宝藏，连忙请求老师每天早一两小时下学，到书院中看书……我们第一次争先要看的是《日本国志》和《普天忠愤录》之类，因为我们急于要获得关于甲午一役的知识。”
在这种对西学的渴求之中，原来鲜有问津的广学会的译著大行市利，李提摩太自然十分高兴：“本会刊书之始，未能显著效验。
洎乎近岁（甲午年。
笔者注），中国读书士子，多知会中书籍之善，平居偶语，恒盛称广学会不置，起征深闭固拒之心，日渐融化。”
据广学会统计，他们1893年才售出价值八百余元的书，而1895年一下子翻升至两千余元，1896年再翻一翻有余，达到五千余元。
1897年为一万两千余元，到戊戌变法的当口，则为一万八千余元。
而且，广学会的书在这一阶段还被大量地盗版翻刻，仅四川一省，“翻板至十有九种”
。
显然，买书的并非对传教士感兴趣，他们让传教士发财，只是因为他们手里有译成汉语的西书。
值得注意的一个苗头是，洋务系统的某些人开始关注西洋人文和历史，不再把目光只局限在声光化电或者至多看点万国公法。
招商局的上层职员一下子就买了一百多部由李提摩太译的《泰西新史揽要》。
在令人难忘的1895年，张之洞主动捐银一千元，请广学会译一部西国通史，译出后，又资助三千元助其印刷。
可见他想要看到这类书的急切心境。
与此同时，中国的一些学贯中西的通人也开始翻译西方社会科学著作。
严复以漂亮的桐城笔法，着手翻译《天演论》和《法意》等西学名著。
中国人终于能看到了出自自己人之手的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社会学经典。
另一种痛定思痛的结果，是有些士人开始弃仕从商，由为国家求富的着眼点，投身近代工业。
最著名的是两个状元办厂。
一为南通的张謇，一为苏州的陆润庠。
张謇很明确地把他的此举与甲午刺激联系起来：“张謇农家而寒士也，自少不喜见富贵人……而以读书励行取科名守父母之命为职志。
年三四十以后，即愤中国之不振。
四十年后，中东（即甲午战争。
笔者注）事已，益愤而叹国人之无常识也，由教育之不革新。
政府谋新矣而不当，欲自为之而无力，反复推究，当自实业始。
然兴实业则必与富人为缘，而适违素守，又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恃，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庶愿可达而志不丧。
自计已决，义无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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