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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后来对张之洞、梁鼎芬的妥协，是出于主张之相同还是出于策略的考虑，显然是需要再斟酌的。
《时务报》已经向世人表明：变法不再是康门弟子一家的事了。
《时务报》不仅在政治启蒙与宣传方面获得巨大的成功，而且也部分实现了康梁办报干政的初衷。
《时务报》在风行海内的同时，也受到许多地方官吏的青睐。
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山西巡抚胡聘之、湖南巡抚陈宝箴、浙江巡抚廖寿丰、安徽巡抚邓华熙、江苏学政龙湛霖、贵州学政严修、江西藩司翁曾桂等方面大吏都表示过对《时务报》的好感，甚至凭借手中的权力为下属拨款订购。
结果，“两年以来，内而京曹，外而大吏，以及府县几于人人日手一编”
。
《时务报》所领导的舆论，至少在前期对推动整个变法起了良好的作用。
《时务报》的成功，使之成为这时期办报潮的圭臬，沿海沿江各大都会，愈出愈新的报刊，大都以《时务报》为榜样，模仿唯恐不肖，直到《大公报》时代，社论与时评还是报纸最有分量的部分，而不像西方新闻界那样，以新闻为主。
有名望的报纸以社论时评作用于读者，导向社会舆论。
这个头，就是《时务报》开的。
办学会是维新派政治动员的另一步骤。
在实际政治运作中，办会与办报纠葛在一起，难解难分，但恪于清代禁止士大夫结社议政的禁令，办会远没有办报那样成功。
但是作为康有为“合群”
即集拢政治力量必不可少的手段，办学会也是维新变法很重要的一幕。
其实，与办报比较起来，康有为更重视办学会。
办学会影影绰绰是比着西方的政党来的，但是，西方的政党是个什么样子，又是怎样进行政治运作的，谁也不清楚，严复这样的留洋学生可能知道一点，但他们对直接的变法却不愿从组织上参与。
所以，一旦办起会来，大家（包括康梁）脑袋里闪烁的还是明季士大夫几社复社的影子。
虽然清代士大夫诗酒酬唱，结会来往从来也没断过，甲午之后，一部分感时忧世的京官也常在陶然亭议政，但一旦真的公开打出“结党”
的旗帜，士大夫还是心存顾忌，“君子不党”
的古训，还在束缚着那部分即使是很开明的士人的灵魂。
尽管如此，由于康有为视开学会为中枢干政的重要步骤，所以不能不坚持干下去，也正因为干政中枢的目的，康有为坚持将开学会的地点选在京师，在他看来，“在外省开会，则一地方官足以制之，非合士夫开之京师不可，既得登高呼远之势，可令四方响应，而举之于辇毂众著之地，尤可自白嫌疑”
。
其实，“自白嫌疑”
不过是个幌子，“登高呼远”
“四方响应”
才是真正的着墨处。
经过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以及热心维新志士的奔走与努力，维新派的第一个学会强学会终于问世了。
强学会成立之初，形势还是不错的，不仅陈炽、夏曾佑、文廷式、沈曾桐等人积极参加，位尊名高的翁同龢与孙家鼐也暗中相助（孙甚至将后孙公国安徽会馆的一部分拨给强学会作会所）。
张之洞的儿子张权、亲信丁立钧等人也相当热心，地方督抚中的重心所在，张之洞、刘坤一和王文韶都以捐助的方式表了态。
手握兵权的淮系诸将宋庆、聂士成和新建陆军的袁世凯都乐意捐金相助。
虽然因甲午战争而大伤元气但潜势力仍旧很大的李鸿章，甚至主动提出“自愿捐银两千入会”
。
实际上，强学会出台伊始，就已经联络了国内较有力量的政治势力的半数。
既有顽固派借口“党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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