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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力反对，又有强学会自己处置失当的因素，声势颇大的强学会中途夭折。
但是中经上海强学会的暂短过渡，维新时期的办会潮也接踵涌到。
据外国学者统计，从1895到1898年间，一共报道过七十六个学会，大约三分之二是由士大夫建立的，其中只有二十五个在内地。
除了其中一个学会致力于提倡儒家的教义之外，三十多个学会或是按照新的实用精神研究传统的儒学，或是研究西方科学和翻译西方书籍；十五个提倡社会改革（如反对吸鸦片，反对缠足或提倡妇女教育）；二十三个试图唤起士大夫的爱国热情和政治觉悟。
这些学会无疑多数是在康梁兴办强学会的榜样力量感召而出现的，但多数却非康门子弟所主导的，维新已经变成了一股潮流，几乎把所有有志爱国、改变中国命运的士人都卷了进来，当然，这些学会有的是一些以启蒙和研究学问为宗旨的，但多数却以政治活动为主要目的。
所以，当国家形势越危急，学会活动就越是热闹。
在1898年瓜分危机出现之际，各省学会潮臻于极盛，康有为为贯彻推动中枢变法的初旨，再次于北京发起保国会。
保国会与强学会相比，人数显然多了不少，声势也较大，也终于打动了“圣听”
，起到了直接推动戊戌新政的作用，但各方势力集团对它的支持却大不如前。
而且，变法一开始，保国会就无形中散掉，康梁建设西式政党的尝试结果变成了急功近利的过渡工具。
为了使这个工具更加有效（更具声势），他们甚至有拉人入伙的行为，保国会开会，开始只敢讲是讲学、是开茶会。
最后不分青红皂白，将三次来会者都算作会员（结果还招致了个别人的抗议）。
当然，这种“拉郎配”
的现象在西方各国政党政治中并不乏见，康梁辈这么干，也可算是学习西方的一种副产品。
在办会潮中，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是，关注妇女缠足的“不缠足会”
（或曰天足会）出现的既早且多，成为众会之中一枝独秀的“奇葩”
。
这个事业还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就由康有为开始了，未出茅庐的他做的第一件“维新之事”
就是联合曾出过国的乡绅区谔良，在家乡组织不缠足会。
并身体力行，不为他的女儿们缠足。
在维新运动期间，不缠足运动单兵独进，发展奇快，很多省乃至县份都成立了“不缠足会”
。
《时务报》还为不缠足运动大声鼓与呼，上海由梁启超、谭嗣同、康广仁组织的不缠足会，面对当时大足妇女出嫁难的现实问题，还在章程里详尽周到地规定了“入会人员及其子女可以互相通婚；入会人员女子在九岁以上已无法放足者，报会登记后亦可与会中人婚娶”
。
相当多的士大夫对女子不缠足运动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而且这种热忱还在深入。
湖南新花县秀才曾继晖不顾别人笑骂，挨家挨户宣传不缠足的好处。
长沙一些士绅免费印送《不缠足歌》，任人取阅。
还有人甚至特设定做各种云头方式鞋的鞋铺。
参加县考的童生有人竟在考具上贴上“不缠足会”
的字条。
有人分析了《时务报》上刊登的捐助不缠足会者的情况，她说：“光绪二十三年（1897）上半年，这些捐助者官衔大多为大令以上，出身也以举人以上者居多；同年下半年，情况变了，八十六注捐银中，署正、教正、司马等低级官吏和茂才、国学生等普遍儒生比例，明显增大，而且出现了二十八位什么也不是的先生和一位女子、一位和尚。
到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1898年6月9日）出版的《时务报》五十八册，仅一期中所载捐助者名单中，没有头衔而仅称‘先生’者就达四十名之多。”
这个分析说明了什么？只能说明，支持不缠足运动的人愈来愈多，而且愈来愈深入到下层。
据当时的外国教会统计，这几年间，参加不缠足会的人数达三十多万。
表示声援和支持的人就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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