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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倒幕阶段，由于眼前的共同敌人和共同政治目标，“攘夷”
与“开国”
本身见解上的歧义，已经不是第一义的问题，只是在倒幕之后，持两种观点的两派才冲突起来，由于维新的领导人高明的策略，原先的同盟军依次被击倒屈服，明治维新获得成功。
事实上，在当时的东方实行具有向西方学习意味的改革，只有形成这种面目各异的混杂同盟才有可能成功，因为东方没有像西方那样长期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准备阶段和颇有力量的市民阶层的存在。
显然，十分看重日本经验，一心要效法明治维新的康有为等人不可能对这位邻居的成功之秘毫无所知，但是，我们却看不到他们对此有足够重视的记录，相反，在康有为进呈光绪“御览”
的《日本变政考》中，他竟有意“篡改”
历史，故意突出明治天皇的“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
，等于把明治维新的重心由“志士”
转向了天皇。
这种“篡改”
正面传递的信息是康有为希望光绪“乾纲独断”
，实行君权变法。
其背后则预示着康有为对自己力量的不自信和对光绪过高的期望。
当然，这不能简单地将之归咎于康梁他们的软弱和无能，中国的变法也确实有自己的特殊国情。
也许中国戊戌维新的志士们策略水平要比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人要差一些，但中国的光绪皇帝的确要高出那个当年乳臭未干的明治天皇。
光绪的确是个很不错的皇帝，开明，通达，聪明而且好学。
身为皇帝，当有人弹劾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有种种非君倡民权和变服饰的言论时，居然为梁辩解，说：“此不过梁启超故作危言悚论以感动人心。
安得据此罗织之耶！”
这样通情达理的皇帝如果生在“二战”
以后倒也不奇怪，但是在那个时代，而且在那个时代的中国，确实很难得。
变法失败以后，康梁等人称誉光绪说：“虽古之号称哲王英君，在位数十年者，其可纪之政绩，尚不能及其一二也。”
虽为溢美之词，却也反映出他们对光绪由衷的好感：清代入关之后前后九位皇帝，连末代皇帝溥仪都算上，光绪帝载湉的遭际最惨，人却很通达开明，因此近代以来，他得到的同情也最多。
直到解放后，电影《清宫秘史》还是为光绪饱掬同情之泪，从而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
所以，康梁辈对光绪期望过高，感情过浓，也就不奇怪了。
可是，现实的政治生活，偏偏容不得那么多感情在内。
一般老百姓可以喜欢谁就支持谁拥戴谁，而政治家却不能这样做。
康梁们重视君权原也无可厚非，但因此而放松对洋务派的争取则不能说不是一个重大失误。
他们任凭道德感的激**，轻率地打发了李鸿章之后，原来淮系的官僚与军人自然也就疏远了他们。
聂士成这位曾极力使自己军队“西化”
的统兵大将，在强学会成立之初曾捐银相助，可到了后来却与康梁视同水火（政变后曾卖力地追捕梁启超）。
待到康梁跟张之洞也闹翻之后，实际上已成孤家寡人。
过去的论者往往批评康梁因阶级局限，不敢发动群众。
现在看来，在维新运动中，人民群众是没有也不可能有多少分量的，不论怎么发动，最广大的农民群众既不可能理解，又不可能参加这场运动，当时的启蒙，还仅仅在士人这一层次。
决定运动成败的，就是当时一些大的政治派别的动向。
维新派一方面与顽固派势同水火（而西太后为了某种需要又日益倒向顽固派），同时又与洋务派交恶分手，这种状况反馈回来，进一步使得洋务派态度消极，而这种消极又转过来更加激怒了维新派。
罗振玉回忆说，因刘坤一“奉行新政独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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