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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君弟子韩某一日谓予曰：“顽固老臣，阻新法尚力，但不日即有旨斩刘坤一、李鸿章首，以后即令行如流水矣。”
有旨杀刘坤一和李鸿章诚是虚传，但维新派此时普遍的急躁愤**绪却是真实存在的，要杀一二顽固派老臣的说法也流行甚广，不过落在刘、李二人头上，的的确确属于维新派错用了力。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政治策略是如何的糊涂。
甲午之后，中国的政治格局错综复杂，能够影响政局的力量有这样几类，第一类是知晓西学，并锐意变法的士大夫，这部分人人数非常少。
日本明治维新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回忆说，他1862年在伦敦碰到一个中国人。
“那个人说大家要努力吸取近代西洋文化，使东方富强起来，接着问日本有多少人能读洋书和传授别人，福泽说全国大约有五百人，并反问中国有多少人，那个中国人稍为想了一下，很惭愧地答说只有十一人。”
经过几十年的岁月，中国懂西学的当然已经不止十一个，但是增加的幅度并不太大，总数也不过就是几千人。
第二类是一批甲午后梦醒的士人，他们经过康梁等人的启蒙和自身的努力，囫囵吞枣地吃进一些西学，对中国的危局与世界大势粗有所知。
他们的人数较多，有数以万计，但绝大多数人地位较低。
以上两部分人对变法无疑是拥护的，但是大多位卑职微，在政坛上的发言权不大，而且有相当部分依附于洋务派大僚。
第三类是粗知世界大势，对西学也有皮毛的了解（当然个别人也许很精通）的官僚们。
尽管他们的思想框架还是由儒家伦理和儒家的经世之学构成，但他们清楚地知道中国需要变，但怎么变法他们心中也无数，无论怎样变他们都不希望触动现存的政治结构。
这部分人又分成三种，一种是在朝的官僚，既有翁同龢、文廷式、志锐这些所谓的“帝党”
，又包括孙家鼐、王文韶这类所谓的“后党”
，他们对于变法虽有急缓的态度之别，但立场、观点都差不多；一种是以李鸿章为首的前期洋务派（不是说这一派里人人都是老资格，主要指淮系）；最后一种是以张之洞为首的后期洋务派。
而洋务派的见识与学识（主要对新学而言）又要超过在朝的官僚。
问题是他们之间矛盾颇大，李鸿章与张之洞之间，帝党与后党之间常有水火之势。
第四类是大部分因循守旧的官僚。
他们就像梁启超分析的那样，虽然也知道中国目前的危机，也知道西方文化的咄咄逼人，但他们当官就是为了娇妻美食和黄白之物，既无传统的济世之志，又无现时的救国之心，只要旧有政治体系的惯性能使他们向前滑动，他们就不愿费心费力改变自己。
第五类是一少部分死守旧道德，头脑冬烘，不知变通，但具有儒家理想人格的官僚。
李秉衡就是他们的代表。
这些人如果不计较他们的立场，其实倒是蛮可爱的，他们是些真诚的守旧者。
第六类是标准的顽固派，他们的立场与第五类人相同，只是缺少一点儒家的理想，他们反对变法主要是从个人利益考虑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宁愿看到日后的亡国场面，也不愿意眼前因变革而失去权力，从而破坏了昔日的生活步调。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第三类人（主要是洋务派）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拉住了他们，就会使大多数因循无所作为的官僚群保持中立，使维新运动有较大的声势和较坚实的基础，反之，就会使大多数官僚跟着顽固派吠声吠影，造成满朝抱怨反对声充盈的局面，甚至会动摇一部分本来对变法很热心的但与洋务派关系密切的开明士人对变法的支持。
与日本明治维新强大而庞杂的同盟军相反，中国的维新队伍随着变法的深入七零八落，四处走散，而反对者的声势却越来越大，到了唯一有分量的同盟者翁同龢也被反对派驱逐时，本来应该成为同盟者的李鸿章落得只有叹气的份了，因为他知道，变法离失败已经不远了。
在变法失败前夕，维新派曾寄予很大希望的日本明治维新元老伊藤博文来到中国。
变法失败后他发表评论道：“唯仆察彼所谓革新党者之所为，其策划未可谓尽得其当。
窃料其事难成，果不出数月，其党立败，进锐速退，自然之理，然遽于有以数千年所继承之文物制度，以及土风民俗，一旦革故鼎新，此岂一朝一夕之所能哉？必俟有英迈逸群之帝者出，而以才识卓拔之士为之辅弼，然后能创立大英业也。”
显然，在他眼里，中国的维新派和光绪帝还都谈不上才识卓拔和英迈逸群。
当然，这也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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