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一秒记住【狂风中文网】地址：https://www.kfzw.net
。
然而，正是这一点引起了相当部分很开通的士人的不满，首先，这种情况触伤了中国士人一个久远的情结。
在士人的心目中，孔子是至圣先师，而他们则是习孔子之道的儒者，是至圣之徒。
虽然他们也恭敬地称历代帝王为“圣上”
，但他们嘴上虽然不敢说，却一直认为此圣难比彼圣，只有孔子才是真正的圣人。
在意识深处，他们可以容忍有人想当皇帝，却难以容忍有人想当圣人，想继承孔子当圣人。
戊戌政变后章太炎与梁鼎芬同在张之洞幕中，一日梁鼎芬问章太炎：“‘闻康祖治欲作皇帝信否？’章答：‘只闻康欲作教主，未闻欲作皇帝。
其实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异，唯欲作教主，则未免想入非非！
’”
章太炎的这种看法，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开通士人对康有为的观感。
在孙宝瑄将驳《孔子改制考》的日记示给友人看时，友人固以为然，但却说：“然长素非立言之人，乃立功之人。
自中日战后，能转移天下人心风俗者，赖有长素焉。
何也？梁卓如以《时务报》震天下，使士夫议论一变，卓如之功；而亲为长素弟子，亦长素功也。
八股废，能令天下人多读书，五百年积弊豁然祛除，而此诏降于长素召见之后，亦长素功也。”
“立功之人，非立言之人”
，这就是很多人对康有为的评价。
而康有为自己不仅想立功，更在乎立言，而且还想立圣人之言，后来自撰《康子》，口吻都像先秦，可惜从来没有人当典籍视之。
其次，康有为以圣人自况的狂傲导致种种待人接物分寸失当，也是许多很开通的士人反感他的原因，在维新期间，很多人对梁启超倒是颇有好感，但就是接受不了康有为，汪康年其实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许多论点出自廖平，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康却对此讳莫如深，闭口不谈，圣人的架子端起来就放不下，后来廖平自己找上门来，不是声讨问罪，而是自托知己，可是这个橄榄枝康有为还是不接。
如此缺乏风度。
还真像是“说经家一野狐”
。
康有为的确想象大胆，也有一定的见识，也堪称那个时代的饱学之士，但是他对西学毕竟是半桶水，因此学马丁·路德学不像。
马丁·路德学了一半，又急急忙忙想去当伊藤博文，殊不知教主与贤相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既想当前者，后者就以免开尊口为宜。
前者需要狂热、神秘、非理性，而后者恰恰相反。
中国士人一向倾向于接受后者而排斥前者，虽说儒释道三教一直这样叫下来。
儒教的确不像教，在先秦原儒那里就更没有宗教气息，它太冷静、太理性，在科学极不昌明的时代居然公然提出“敬鬼神而远之”
的主张。
这种传统也被历代儒者继承了下来，以致每当统治者沉湎于真正的宗教（或佛或道）时，总会有儒者站出来反对迷信唱反调，他们所本的就是儒学的理性精神。
胡适回忆说他小时候不是由于受到科学滋养而摒弃迷信，而是看了《资治通鉴》所载的范缜《神灭论》而觉悟，从而从信菩萨的积习中超拔出来。
这种能让他摆脱迷信的精神，就是儒学的理性。
当然，宗教不等于迷信，但是没有迷信的因素，宗教也就不称其为宗教了。
所以，康有为想将儒教改造成为真正宗教乃至国教的企图，注定是要失败的，君不见两汉自董仲舒以后还有大量的谶纬“大师”
，处心积虑要把儒学变成儒教，结果还是徒劳。
前车之鉴，康有为未必不知，但急于改变中国一盘散沙现状的愿望使他不能不试一试。
在回答严复不同意康梁“保教”
口号的信中，梁启超说保教或者说“改教”
，只因为中国民智极塞。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若浏览器显示没有新章节了，请尝试点击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单，退出阅读模式即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