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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情极误，将欲通之，必先合之，合之之术，必择众人目光所最趋注者，举之以为目的，则可以合”
。
这其实也是康有为的回答。
自误的“学术”
怀着创教之志而炮制的“学术著作”
，自然难免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而有意肢解古书，对不利于自己的史料就忽略不见，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强古人就我之范围。
有时武断得到了连平日最熟悉的典籍都视而不见的程度。
孙宝瑄曾指出：“长素谓古无亲迎之礼（即《孔子改制考》中说的），自孔子始发之。
然观《公羊》隐二年：纪履缩来逆女。
传曰：讥始不亲迎也。
则明明古有亲迎之礼。
若古无此礼，则云讥不亲迎足矣，何必曰始？长素最信《公羊》，以为真经。
若如长素之说，《公羊》亦伪造耶？”
康有为作为今文经学派的一员，居然到了连今文圣典《公羊传》都疏忽无视的地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然而，康有为所面对的却是一个中国有史以来学风最严谨，考据最缜密的学界，百多年的乾嘉朴学虽然在近代受到理学复兴的冲击，但这一学风培育出来的学人却依旧残存着“无征不信”
的传统。
在凡有学问功底的士人眼里既然讲学问、讲考据就不能穿凿附会，没有根据地妄下断语。
尽管今文经学派晚清死灰复燃，经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魏源最后跃至康有为，但毕竟在整个学界讲起来还是势单力孤（庄、刘、龚是否能算是正宗的今文经学派还很难说），嫌恶《公羊》学者大有人在。
张之洞就“平生学术最恶公羊之学，每与学人言，必力诋久”
。
而理学家可能很不以朴学为然，但对今文经学也无好感，朱一新就很讨厌刘逢禄与宋翔风。
康有为不幸地以今文经学家之身治考据，而考据又穿凿附会活像“微言大义”
，结果，汉学家不满，因为他糟蹋了考据，理学家不满，因他师宗今文经，今文经学家也不太满意，因为他有背弃家法之嫌。
结果，除了那些已经早已被他中西合璧，气势恢弘“作狮子吼”
式的教学慑服的弟子外，真正服膺他这“两考”
的，除了刚刚入门而又仰慕他的名声的青年学子之外，恐怕没有多少人了。
作为政治动员，“两考”
虽如石破天惊，但效用却不大。
这两个东西出台以后，同情他们事业的人反倒要以他们的功业来为他们开脱（孙宝瑄和他的朋友就是这样），这是推动维新事业呢，还是添乱？
兼有启蒙者与政治操作者两种身份，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角色冲突，然而康有为还有第三种身份，或者想有第三种身份，这就是“教主”
。
角色间自己的一场互不相容的混战，教主与贤相不融，而启蒙思想家激烈的民主姿态又为教主与贤相不融，结果真正需要进行的变法政治却受到了极大的干扰。
连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都看出乃兄的毛病，他批评说康有为“规模太大，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
。
在他看来，他们这些人能做到启蒙（开民智）废八股已足矣，然后“则危崔上转石，不患不能至地”
。
应该说，这位维新派的小老弟说的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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