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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败后，一次与光绪同在养心殿召见翁同稣，居然假惺惺地表示：“热河时，肃顺似篡位，吾徇王大臣之请，一时糊涂，允其垂帘。”
虽然一肚皮不情愿，她还是得让光绪“大婚”
，亲自为之操办“亲政大典”
，然后自己无限恋栈地离开紫禁城，住进了颐和园。
尽管只是交出了处理琐碎事务的权力，她还是可以照样在奏折上批“懿旨”
，但离开紫禁城和臣工奏折上出现另一个人的批语还是令她十分不快。
“一日荣禄侍西后看宫内扎花，西后问此花我扎，你看好不好，荣谓后不独扎花好，西后即谓我亦只可扎花”
。
无限的惆怅和感慨，当着亲信荣禄随着这一声长叹，“我亦只可扎花”
都发了出来。
对维新变法来说，最可悲的事是随着光绪亲政这几年的磕磕碰碰，光绪与他的“皇爸爸”
之间已经开始出现裂痕（这种情况是必然，只要有二元体制，就必有不和与矛盾，除非有一人是木头），在西太后眼里，光绪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不听话，越来越碍眼。
而且，在光绪周围由于政务的需要，也开始出现一批朝臣，这些人开始被称为“帝党”
。
显然，这种情况是西太后所不愿看到的，因为她从中依稀看到了一旦她全部失权后“一朝天子一朝臣”
的远景。
更为令西太后难堪的是，几年归政，她满心让光绪出丑的计划并没有实现，大家都明白真正行使权力的实际上是她，因此，事情办得不好，大家嘴上不说，可心里都想着坏事的缘由必定是她的牵制和掣肘。
特别是甲午战争的失败，舆论将罪过一方面归于李鸿章，而另一方面就怪罪于她西太后，这倒是她始料未及的。
甲午战争后，两江总督刘坤一奉召进京，她忍不住对刘发牢骚说：“我赏李鸿章内帑银二十万作军饷，言者遂谓我存银数百万，不思我存银何用？前代后妃多顾外家，我外家衣食粗足，谁不知之。”
过了一会儿又说：“我本年生辰原饬内外诸臣不许上礼，尔何竟至过费。”
当刘坤一劝她不要听信宦官的话时，“语未毕，太后谕曰：‘我不似汉太后，听信十常侍辈，尔可放心，但言官说我主和，抑制皇上不敢主战，史臣书之，何以对天下后世？’”
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当时朝中舆论对西太后贪财好货，借寿聚敛，不恤国难，大开寿庆，以及信用宦官，抑制光绪种种倒行逆施已经很不满了。
不仅有御史高燮曾、安维峻的上奏，还有大批官吏的腹诽，连刘坤一也在婉劝西太后不要宠信太监（实际上等于指责她），无怪乎西太后要大光其火，不等刘把话说完就打断滔滔自我辩解。
当然，这些舆论有出自开明者一方，也有出自顽固派的一方，更有那些纯然看重传统义理之人。
但不管怎么说，经过近六年的亲政摩擦，尤其是甲午战争中的政务纠纷，一方面舆论对西太后彻底交权的压力更大了，另一方面帝后也开始真正出现了矛盾的裂痕。
在甲午战争期间，因军费短缺，光绪曾请西太后暂停颐和园工程；而西太后则将光绪的二妃（珍、瑾）降为贵人，还以颜色。
这一切都为日后到来的变法政治，蒙上了不祥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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