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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直接把当时的议论和对人物的臧否作为真实的政治派系和政治格局划分的依据。
依我个人之见，所谓的“帝党”
“后党”
，实际上是界限非常不清晰、划分十分随意的概括。
光绪由于亲政，身边是渐渐聚拢了一些人，这些人聚在皇帝身边后，和原来政坛上的纠纷派争自然也带了进来（如翁同龢就与李鸿章有夙怨），而在这次甲午战争中，原有的纷争演变成作战方略上的分歧。
仗打败了，直接指挥的李鸿章成了众矢之的，翁同龢等人的声音自然就更响，而决策圈外面的人，有不少愤愤于败局，更羞见求和的屈辱，纷纷声援求战的一方，胆子大的，直接上书，胆子小的，就在背后议论纷纷。
这两部分人（后一部分的代表人物）当时都被人称为“帝党”
。
其实，不仅所谓帝党的这两部分人之间没有什么横的联系，就是每部分内部也没有联络和沟通。
同样，人们将李鸿章和那些附和和议的人都称之为后党。
所以，所谓后党帝党，在当时而言，主要是根据甲午战争中的态度而言的，在此之前和之后，这种划分都不一定合适（而我们的历史研究者很多人也是这样划帝、后党的，所谓帝党主战，后党主和，进而认为帝党支持变法，而后党反对变法）。
先说所谓的帝党，李鸿藻是公认的帝党领袖，但此公又是清流党的领军人物，思想意识极为守旧，清流党恰是西太后用以牵制洋务派的一支奇兵，每在关键时刻，总是能帮她渡过难关，同治死后，吴可读的尸谏造成的舆论纷纷的难堪，就是由清流党那生花妙笔掩饰过去的。
李鸿藻与西太后的关系，肯定要比与光绪的关系来得密切，李鸿藻之主战，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习惯（他从来在历次战争中都主战），并不一定是由于他支持光绪。
而且，按我们某些历史学家的逻辑，是帝党战后必然支持变法维新，而李鸿藻却无一言的表示就死了（1897），就是天假以年，以他的思想意识，看来也很难倾向变法。
再说“后党”
。
刚毅、奕劻还有王文韶，都是公认的后党中坚，在变法期间都是著名的顽固派，但他们在甲午战争期间都是主战的。
西太后亲信的礼亲王世铎，在甲午战争期间却未对战和置一词。
所以说，主战和主和，本身就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标准。
中国的官僚士大夫就是有这种毛病，未参与战事之前，喊主战喊得很响，但真的身临前线，或者具体参与指挥战事，态度往往就会分化成两途，或者仍旧主战直至战死，或者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转向低调乞和。
在未能将之推向战场之前，以他们的态度划线显然是不可靠的。
在战前诸臣倾向于帝，还倾向于后，在战后，是否拥护变法，实际上与战争期间的态度没有多少必然的联系。
如果以是否附和西太后作为标准划线，那也很成问题，因为附和西太后的人实在太多了，就是翁同龢也不敢违拗这位女强人的意旨。
而实际上大家公认的后党首领李鸿章，却在战败后死活不肯主持和议，最后还是西太后的三令五申，甚至威胁要将他两罪俱罚（战败和抗命），才勉强从命，显然，老谋深算的李鸿章当然知道此举会招致千古骂名。
所以，我们在回顾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不能按当时舆论的逻辑来划分帝党后党，而且也不应该以很成形的政治派系视之，无论帝党还是后党，作为派系还只是雏形，帝党在尚未成气候的时候，翁同龢就被西太后无端撵回老家，从此，帝党如鸟兽散，没了帝党，后党也就没有意义了（作为实际上的中国统治者，她的亲信和信宠都不能算是她的“党”
，这样划分是不符合中国传统政治的常规的）。
帝党后党只是某种在非常短暂的时间内存在过，并且界线十分含混的政治划分，过分强调其政治派别的意义，不是合理客观研究历史的需要。
如果我们很拘泥地看待帝党与后党，甚至开列名单，定量分析，解剖麻雀，并以定性的帝后党的头衔固定在某些历史人物的头上，进而以此作为分析政治格局演变的依据，那我们只会越分析越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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