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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成“好”
，把“高”
说成了“古”
，光绪不知其所云，所以没能捞到官当。
其实梁启超对自己的口音早有自知之明，召见时事先带进许多他写的东西，两人相对，以任公之捷才，言语不通尽可以动笔笔谈，何至于“不快而罢”
呢？
官场讲资历、声望是一个老问题，中国传统社会是很发达也很标准的农业社会，在这种社会，社会生产与生活创新的需要远逊于守成的需要，因而重视经验看重阅历。
其政治生活也是如此，最大的需要是维持局面，因而对于资历、经验特别看重。
在传统社会，政治经验又不尽是可以诉诸笔端，让人学而习成的，它要依赖人的感觉领悟，像庖丁解牛一般，经验的真谛不可说，但却切实有用。
这种经验的取得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依靠一点一滴地积累，摸索，在这里，时间成了必不可少的参与者。
所以，皇帝只要不好大喜功，动兵兴武，一般都喜欢用老成稳重之臣，而官场的人们也习惯于服从有资望人的指挥，所以有萧规曹随，所以有汲黯的“卧治”
，所以有那么多的三朝、四朝元老，甚至像五代冯道这样凡事五姓的五朝元老的“长乐公”
还被人们当成宝贝。
在人们的政治习惯中，说话必须依官阶大小，同官阶时依资历先后，而官阶的大小又往往与资历有关，一个人从中进士开始（以按正常年龄二十几岁中进士计算）入仕，要熬到公卿一般都得胡子白了，破格提拔的事不是没有，但在平常年景是很难一遇的，偶尔碰上一回就成了旷世奇典。
年轻后进如果骤登高位，不唯招人嫉妒，而且也难孚众望。
年轻人的发挥作用，往往是在有眼识的老人遮蔽下方能运作，如果只凭自己单打独斗，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中国政治不习惯、也不欣赏冒险犯难的闯劲和冲劲，除非在军情紧急、火烧眉毛之际，快节奏乃至高效率都不为赏识，反易导致整个官场的紧张与不安。
大家所尊崇与钦佩的官僚形象，除了清正廉洁之外，就是按部就班，老谋深算，东晋谢安那种“谈笑静胡沙”
镇定安闲的“宰相风范”
，是为多少代士大夫所无限推崇的（许多大诗人，如李白、白居易等均有赞颂的诗篇）。
这种风范是当然的“老人风范”
，有“小儿辈破贼”
作为铺垫。
年轻人在一般情况下只能在作铺垫中找到自身的价值，如果离开了“老人”
赏识重用（注意：用而已），很难有什么作为。
这种情况是常有的：有些士大夫当他还年轻时往往富有朝气，勇于改革，但等熬到元老的时候，却锐气顿消，火气全无，发言权大了，所发的言却只是无关痛痒的话。
北宋的富弼、韩琦等人在庆历新政时锐意改革，而到了王安石变法时就站到反面了。
当然，到了改朝换代的动**时期，常态的政治惯例就不再起作用，这种时候年轻人就比较受欢迎了。
提升选拔的常规也不再起作用。
在历史上，每逢乱世，人才往往特别多，一部二十五史，在动乱时期着墨偏多，因为可书之事多，可写之人也多，并非乱世有人才，而是因为乱世人才容易脱颖而出（原有的规则被打破）。
因此，中国传统政治体系发展的制度建设往往肇于开国的时期。
可惜一到了所谓守成阶段，创新精神就自然而然地被排斥，让位于安稳持重，萧规曹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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