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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经讲过，清代是个比较讲究祖制的朝代，也就是说这个朝代的求稳倾向更重，保守空气更浓。
官员从入仕到公卿，平均年限比任何朝代都长。
即使熬到极品的位置，也未必能对政治演变起多少作用（大家不愿建言，朝廷也不甚喜建言，除非皇帝有意发问）。
“旧制，京官循资至老髦，乃跻一二品，非兼领枢要，终岁不得面陈一言。”
政治的运作主要依赖惯例和制度（各部有则例），对官员的考核主要看其操守，而参劾官员的“六法”
，首要的三条就是“不谨”
，即行止有亏；“罢软”
，即庸怯无能；浮躁，即“轻稚妄比”
。
循规蹈矩，即使毫无建树，也会“无灾无害到公卿”
，而有所创制就非常危险，稍一不慎就会被上司以“不谨”
或“浮躁”
的借口参劾，丢掉乌纱。
所以清朝政治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熬资历的政治，没有资历的康有为，连皇帝想要召见他都会受到阻挠，因为清朝惯例非四品官以上皇帝才能召见。
资历问题，在变法的政治实践中主要是个号召力的问题，也是个信任度的问题，由于变法的主持人缺乏资历与声望，年轻的皇帝再加上年轻志士（康有为不过四十岁），使得一贯相信老成资深者的官场对他们心存的疑虑加重，其中既有新政是否有效（能否救中国，能否改善士大夫的状况，即对他们是否有利）的疑问，更有他们能否成事的疑惑。
当时士大夫习惯将围在太后身边的大臣称为“老母班”
，而将光绪周围的变法者们称为“孩儿班”
，这称谓流露了一般人对年轻皇帝加年轻维新派的变法中枢的不信任感，所谓“嘴上无毛，做事不牢”
。
无疑，这种心理状况对变法事业的成败是有影响的。
王晓秋先生在比较中国戊戌维新与日本明治维新的研究中指出，日本明治维新的骨干“大多参加过地方上的藩政改革，久经风浪锻炼，具有斗争经验与政治才干。
如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伊藤博文等人，都是一批富于谋略，精明强干的政治家、军事家”
。
而“中国维新派的骨干却基本上是一批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书生，大多饱读诗书，有才学热情，却往往缺乏运筹帷幄的雄才大略”
。
也就是说，缺乏资历也往往与缺乏政治经验相联系，因而从维新派这一方面也影响了变法的运作。
他们的急躁冒进，急于求成，不知道如何争取同盟军，过于注重情感和道德等，都或多或少与他们缺乏经验有关。
台湾有关戊戌变法的研究也许并不比大陆深入，但有些人的有些话却很有道理，张秉铎先生曾说：“康梁变法，多超越政治常轨。
其本身位卑职小，又不足以号召，令人悦服，当不克灵活运转于朝野。
加以政令太骤，所变过速，旧势力非难梗阻，其事不成，可想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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