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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俄彼得一世的改革，虽然具有向西方学习的意味，但建立的却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制度，他摧毁了原来俄国制度中的贵族民主体制（很大程度上由于这一点贵族的反抗才如此激烈）。
康有为编撰的《俄彼得变政考》很显然有意忽略了这一点，他看来也担心光绪如果真的学起彼得来，把民权和民主打入冷宫。
这种善意的篡改非常强烈地显示出康有为左右变法走向的意愿。
既然学俄国人有困难，那么光绪只好把眼光集中到日本身上。
甲午战争后不久，光绪听说黄遵宪作了一部《日本国志》，花了很大篇幅叙述明治维新，于是就迫不及待地通过总理衙门去找。
因此，在康有为进呈《日本变政考》之前，光绪对明治维新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
在甲午战争后，先进的士人圈子里，还流传着几本“东文”
的明治维新史。
这些出自日本人之手的东西光绪有没有可能看到，我们不太清楚，最灭的可能是，即使看到了，由于叙述角度的不同和语言的障碍，光绪恐怕也不甚了了。
所以，光绪十分看重康有为的这本专门为他编撰的明治史。
在看到了《日本变政考》之后，光绪还意犹未尽，要求康有为进一步完善补充，因此康又将前书重新修订，使之语言更通俗晓畅，并附上了《日本变政表》，改名《日本变政记》，陆续呈上。
光绪要得非常急切，康有为与门生昼夜兼程，编完一卷上呈一卷，方刚刚能满足光绪的胃口。
康有为对此书也非常自负，在此书的跋中他不无得意地自称：“其他英德法俄变政之书，聊博采览，然切于中国之变法自强尽在此书。
臣愚所考万国书，无及此书之备者。
虽使管诸复生，为今日计无以易此。
我皇上阅之采鉴而自强在此，若弃之而不采，亦更无自强之法矣。”
我们不要笑康有为这种自比管（仲）诸（葛亮）的良好自我感觉，在当时之世，还没有其他人能够拿出这样的变法方案来。
《日本变政考》以及后来完善的《日本变政记》，采用的是夹叙夹议的写作形式，在叙述历史的时候就已经有意作了合于己意的筛选和舍取，而且每记一事，紧接着就加上一段案语，尽情发挥自己的主张。
“凡中国变法之曲折条理，无不借此书发之，兼赅详尽，网罗宏大”
。
《日本变政考》除了强调君权变法，要求光绪效明治天皇“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
推行变法之外，着重描绘了所谓天皇对“草茅微士”
的破格超拔，和对他们的信任倚重“任贤勿贰”
，以及对阻碍变法的守旧大臣的坚决罢斥、“去邪勿疑”
。
再明白不过地暗示光绪要破格提拔他和他那一群尚未入仕的弟子，以及尚位卑官微的维新同志们。
总理衙门对话再次激起了康有为欲为伊藤博文的欲望，坐镇中枢指挥变法是他此时最大的抱负，为此，他不仅自己抓紧运动权要，频繁上书，甚至在规划变法路线时也忘不了暗中毛遂自荐，而且仍然安排早已无心对付八股的弟子们继续科考，以求得进而进入仕途，壮大维新阵容。
吴稚晖曾抱怨说，他曾去看康有为，提出不赴八股考试，康有为举双手说好，可是后来梁启超等人仍然“还去入场”
，因而很生气康“说话不大当话”
。
其实，这对于康门弟子来说，实在是不得已的选择。
传统士大夫的干政习惯使得他们除了入仕之外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路径。
经济改革是近代化的首要任务，康有为没有忽视这一点，他强调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尤其是强调大机器生产的新式工业（一般来讲，前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往往惊骇于工业革命的成果，热衷于大机器生产的威势），认为泰西大机器生产，可以吸收大量的就业人口，而中国眼下“士农商业俱穷，正宜大辟工业以养无限之穷民”
（应该说，这种愿望固然不错，设想也很有气势，但实际上并不现实，落后国家发展工业必先从投资少见效快的轻工业入手，迷恋于大机器，重轻工业不分，这正是洋务派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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