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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康有为也没忘记商业，他赞美日本设立农商局以保护奖励商业的做法，也推许日本商人立商社考商务的做派。
“观其所以保商人，兴商利，除商害，助商本，一切推行美意良法，无遗憾矣。”
对于并无经济学专门知识的康有为来说，这种见识和这种规划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政治改革是康有为最关心的问题，因此他在这方面花了最多的笔墨。
由于日本明治维新在政治改革方面建立的只是二元君主制，距代议政体相距尚远，所以康有为着重强调了日本的官制改革，他针对中国官场的种种弊病，强调学习日本官制改革提高效率的关键，一要裁并机构、淘汰冗员浮吏；二要健全负责制，改革以往以相互牵扯以利控制的官制风格；三要任人唯才，官吏要有专门知识；四要以西方行政体系的模式来改革行政区划，分设刑政与民政之官，改变以往中国地方官包揽一切的现状。
由于出身官宦世家，康有为对中国官场弊病还是十分清楚的，因而针砭能道着痒处，开药方也对症。
法律制度的变革也是近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针对中国法律刑法、民法不分，没有宪法的现状，康有为提出要学习日本仿效泰西法律制度的办法，不仅要仿西式的法律，改革中国法律体系，而且要设立陪审员和律师制度。
康有为的这个设想，后来在清廷实行“新政”
之时，由法律专家沈家本实现了。
文化教育的改革，本是康梁这种文化人的专长。
在这里，康有为尽可能地发挥了前阶段关于开民智的理论，借学习日本，大力提倡兴学校、废八股，尤其看重日本普及平民教育之举，以为非如此方足以提高全民的智力水平。
他认为：“日本之骤强，由兴学之极盛。
其道有学制、有书器、有译书、有游学、有学会，五者皆以智其民者也，五者缺一不可。”
把教育改革提高到强国的战略高度。
此外，康有为还提倡社会改革，认为日本易服色、变正朔，讲究卫生，修整道路，建立近代城市制度的种种西式的改革也是值得效法的。
他其实知道，日本易服色这一项，一向为士大夫所诟病，但是维新运动中，康梁他们有一种理论，认为衣服变革虽是小事，但由于它是贴身的东西，贴身的东西能变，则其他变革无所不能。
因此他们不顾强大的反对声音，坚持认为这是改革的必需。
殊不知，这一点也恰恰碰到了西太后的禁忌。
其实，更犯禁忌的事还在后边。
康有为进呈的所有他编撰的书，光绪都另具一份呈送西太后，而且是由翁同龢来办理的。
光绪和翁同龢都没有意识到，这些书恰恰碰着了西太后的心病。
这些书提倡的君权变法里，都没有她的位置，非但没有位置，而且字里行间还隐然露出对她的威胁。
试想，如果光绪学俄国彼得一世的做派，那么应该大义灭亲的对象将是谁呢？要说变法使谁的利益受到了侵害，在中国首先就是她这个铁女人。
因为变法将使她失去权力，她的地位就像俄国那些因改革而丧失权力的贵族们，与彼得的姐姐索菲娅差不多了。
这两部书的变法规划给她描绘了一幅十分可怕的图景。
在这图景中，她将是不言而喻的牺牲品。
变法方案不仅没有给她提供一个保有权力（或分享）的依据，反而要把已有的剥夺干净，清除她在权力系统中的存在。
这种方案其实也是她始料未及的，她想不到在她尚且控制大局的时候，有人竟敢如此胆大妄为，而最可气的是她一手拉扯大的光绪居然准备按这个方案进行变法，而且一向受她赏识提拔的翁同龢也嚷赞此事，还居然老着脸皮亲自将这种刺激她的书送上来。
不问可知，西太后对这种行为是十分恼火的。
从这个时候起，光绪与西太后的见面请安就充满了某种不安和危机。
稚嫩的皇帝诚然也有所觉察，但老谋深算的西太后并未露声色，年轻的光绪自然也就不测其所以。
西太后反击的暗中布置已经开始了。
兴致勃勃的翁同龢也许还不知道，也许是西太后看出了变法中翁同龢恰好处于中枢圆转的位置，也许还是由于正是他送来了可恶的康有为的书（就像报噩信的乌鸦），一个针对他，也针对变法事业的阴谋已然在酝酿布置了。
未几，两份弹章不早不晚地送了上来（虽说办得并不漂亮），翁同龢就此离开他陪侍多年的光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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