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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集中起来抗衡天然淘汰的自然法则,建立一个道德高尚的社会,使成功者既是适应选择的“最适者”
,又是道德高尚的“至善者”
。
这就是他《演化与伦理》的主题。
赫胥黎这部书按理说是非常合严复的口味的,他就是要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阐述达尔文主义,介绍达尔文主义。
但是,他在“达诣”
过程中仍嫌赫胥黎说得不过瘾,不断地将斯宾塞的货色塞进来,极大地增加了原书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色彩。
这也可以说是严复的一种介绍意向,早在1895年他在天津《直报》上发表的《原强》一文,就是将达尔文与斯宾塞并列介绍的。
他所喜欢,也认为中国此时最需要的就是带有社会学色彩的进化论,与带有达尔文主义色彩的社会学(群学)。
进化论传入中国,作用最为显著的是两层意思,一是变易进化思想,这一层意思由于中国传统思想中本来就有很浓的变易因素,所以很快就被康梁等人接了过去,演变成新型的“张三世”
思想。
二是自然选择思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层意思是中国传统思想中所没有的,故而由西学程度较好的严复阐发,最初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人们“保教保种”
自救自存意识,继而演成主宰了中国知识分子几十年之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保教保种的意思就是求民族自存之道,“教”
与“种”
分别代表了中华民族精神与实体的两个方面。
而恰是在严复阐明了自然选择的原理之后,保教保种的呼声才赢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响应。
严复在《原强》一文中说:“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意谓民物于世,樊然并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与接为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及其有以自存而遗种也,则必强忍魁桀趫捷巧慧,而与其一时之天时地利人事,最其相宜者也。”
他以无情冷酷的声音告诉人们,所谓物竞天择就是生存竞争中弱肉强食,愚身智役,只有适于天时地利于人事者,方能自存。
这种声音,对于刚刚从迷梦中醒来,尚存一丝侥幸的中国士人来说,实如禅宗当头棒喝,茅塞为之顿开。
严复认为康有为喊得震天响的保教保种口号,实际上只是一个保种问题,种不保,教则无可保,也不必保。
而保种的关键,就是提高国人的素质。
他在《原强》中写道:“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
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
反是而观,夫苟其民契需恂愁,各奋其私,则其群将涣。
以将涣之群,而与鸷悍多智,爱国保种之民遇,小则虏厚,大则灭亡,此不必干戈用而杀伐行也。”
而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最要紧的就是民智,至少在当时的中国,民智之开,最为要紧,不明世界大势,不晓最基本的科学道理,就是有好的政体也不能致富强。
在严复看来,政治制度是要与民智相般配的。
骤然冒进,使中国一跃而为民主政体,那么“吾恐其效将不止贫与弱而止也”
。
严复的这种思想,在梁启超和夏曾佑那里得到了极大的发扬,夏曾佑走其极端,变成了“民智决定论”
,而梁启超也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分,也是将民智水平当成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强盛的标准,也认为民智与政治水平要相适应,民智低下,给予民主也不会享受,让你独立也无法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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