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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同样认为政体应与民智相般配。
“故欲求一国自立，必使一国之人之智慧足可治一国之事，然后可。
今日之中国，其大患总在民智不开。
民智不开，人才不足，则人虽假我以权利，亦不能守也。
士气似可用矣，地利似可恃矣，然使公理公法、政治之学不明，则虽有千百忠义之人，亦不能免于为奴也。”
沿着这种逻辑路线，自然会得出启蒙优先于政治改革的结论，显然，这是一种与康有为不同的改革路径。
不过梁启超并没能坚持住他的主张，还是顺从了他的老师。
细究起来，颇耐人寻味的是，进化论严酷的自然选择与淘汰之理，与中国传统哲学中仁道、中道之理是全然不相谐的，甚至可以说根本不相容。
中国传统伦理排斥竞争或者说掩饰竞争，更嫌恶**裸地鼓吹弱肉强食。
在政治上，王道总比霸道来得更光明正大。
但是，士人们却十分容易而且十分乐意地接受了这种十分冷酷的理论，并将之视为颠扑不破的真理。
看起来，一是严酷的现实证实了自然淘汰法则的合理性；二是在中国人心灵深处，性恶论的阴影始终未能去掉。
相信人性之恶，自然会理解弱肉强食（深恶荀学的维新派，骨子里还是脱不去荀学的影响）；三是在中国人的近代经历中，有道义的中国总是败在不讲道义的侵略者手里，反而要向蛮不讲理的列强赔款赔情，原因只是列强兵强马壮，船坚炮利，这一段历史恰好是物竞天择理论的最好注脚。
基于这三种原因，中国人从坚信仁义可以为干戈于橹，走向自己的反面，相信弱肉强食才是真正的宇宙真谛。
另一个蹊跷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倡导者虽然并不都是殖民主义者，但这种理论却为殖民主义所喜欢，因为根据这种理论，殖民者的行为无论如何凶暴，都有其合理性。
这是一种强者的理论，胜利者的理论，是使殖民者不受谴责，使殖民主义者不为自己的暴行感到内疚的理论。
但是，作为受侵略、被宰割、受欺凌的弱者的一方，中国人却热衷于相信，而且宣扬这种为侵略者提供借口的理论，甚至以这个理论的某些关键词作为自己的名字，这是为什么呢？
显然，中国人热衷社会达尔文主义，绝无为侵略者张目的意思，他们只是看到了这个理论的另一面，即发扬主观能动性，奋发图强，在竞争中适应环境，变为适者生存中的“适者”
的一面。
而且，在潜意识里，几千年文化的优势地位，使得中国士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劣等民族”
，是“弱者”
，梁启超、严复等人在宣扬权利与智力相配理论的同时，好像有意回避那似乎可以顺理成章得出的民智低下者理应受到“优等”
民族侵略与奴役的结论。
一层很薄的窗户纸，但就是没人愿意捅破。
给自己改名为“适”
，字为“适之”
的胡适，很注意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大概因为他自己就是进化论的虔信者。
他在日记中记载过一件趣事，他说他听同事马幼渔说，在维新运动期间，马考入叶衷澄所办的学堂，试题为《三国多游说之士论》，试卷请的江标来看，大概由于马的答卷比较出色，江批其卷时云：“可与谈天演。”
卷子发下来，马幼渔不知“天演”
为何物，遍问人，人无知者，查《佩文韵府》也照样糊涂。
这个江标就是后来参与湖南新政的那个湖南学政，他实际上是康梁的战友，接触过《天演论》的人接受它实在是太快了。
更令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康有为《两考》出世会有人弹劾，而戊戌政变之后，译出了《天演论》的严复却未因此而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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