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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定会友功课，各执专门，以励实学；
保选聪颖子弟，开立学堂，以育人才，
公派学成会友，游历中外，以资著述。
这样的学会，集学校、研究院、出版社、编译馆、博物院、图书馆以及实验室于一体，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大杂烩。
康梁等人也确如此操作过，像编西学书目，购译西书，出报刊等，在北京办强学会时，由于全北京连一幅世界地图都找不到，没办法，只好派人从上海觅得一幅，全会上下，视若拱璧。
但是，像梁启超描绘的那种学会，在维新运动期间，一个也没有出现过，显然，在启蒙时期，不具备这个条件。
而且，即使办起了就像梁启超说的那样的学会，也还是像个以启蒙为主的“窗口”
。
在那个披榛辟莽的年代，即使才华横溢如梁任公，想象力也是有限的。
开绅智兴绅权的第二种途径是开办“短训班”
，梁启超曾为湖南的新政出过这样的主意：
先由学会（指南学会。
笔者注）绅董，各举所知品行端方、才识开敏之绅士，每州县各数人，咸集省中入南学会。
会中广集书籍、图器，定有讲期，定有功课，长官时时临莅以鼓励之；多延通人，为之会长，发明中国危亡之故，西方强盛之由，考政治之本原，讲办事之条理。
或得有电报，奉有部文，非极秘密者，则交与会中，俾学习议事；一切新政，将举办者，悉交会中议其可办与否，次议其办法，次议其筹款之法，次议其用人之法。
日日读书，日日治事，一年之后，会中人可任议员者过半矣。
此等会友，亦一年后，除酌留为总会议员外，即可分别遣散，归为各州县分会之议员，复另选新班在总会学习。
这种短训班，有教学，有实践，如果认认真真地办起来，应该是有成效的。
实行民主，倡导民权的确应该与开启民智联系起来，行使民主权利也与使用者的知识水平有关。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知识的人就理所当然地应该被剥夺他应享的权利。
西方的代议制民主政体并非是等到全民的教育水平都很高了才建立的，而不发达国家也绝非只配专制政体的统治。
政体与一个国家人民教育水平的般配并非是绝对的。
对于中国来说，虽说近代知识尚欠缺，但农村中的识字人数在不发达国家是名列前茅的。
农民们在农村办自己村社的事时，能够有良好的自治能力，稍加训练，就可以部分地适应民主政治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实践证实了这一点（实际上这种实践就包含了胡适幼稚园民主的内涵）。
当然，我们不好去苛责前人，在那个时代倡导民权的人，除了自身浓厚的英雄史观而外，在接受西方政治学的时候，也顺便受了老师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其实梁启超有一分之智便有一分之权的说法就来自于李提摩太。
当年的帝国主义者，就是以这种理论借口，剥夺了殖民地国家人民的民主权利。
当然，这种理论也有真假难辨的“合理性”
掺杂其间，即民主权利的充分行使，的确需要依赖全民的教育水平的提高，用这种合理性的东西掺进去，再经过几个巧妙的转换，殖民统治就合理合法了——要想独立吗？要想民主吗？你们等吧，等到你们都有了知识再说，就算你们等到了那一天，而我们宗主国的人还是比你教育水平高，所以殖民统治还是合理的。
开民智与政治改革多年来被人说成了像那个古老的命题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那样麻烦，是先开民智还是先搞政治改革，这对于前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个必须同步进行，而且也只能同步进行的程序，虽然步子可能有时此一方会大一点，有时彼方大点，但谁缺了谁都将是不可能的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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