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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和议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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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的议院，自王韬开始，一直是中国思想家所关注的热点。
留学英国的严复，一有空闲，就爱钻到英国议院去旁听，而出使西方的外交官们，也常把观察议院开会当成一件趣事和要务。
从中国人直观的感觉出发，他们敏感地发现这是中西政治中差别最大，也是差得最根本之处。
也可以说，议院是中国近代思想家心中的一个无法消释的“结”
，更是一个“神话”
，一个可以呼风唤雨的神话。
当然，在王韬那个时候，他对议院的认识还相当浮浅，认为议院的作用就在于使统治者以通下情。
“善为治者，贵在求民之隐，达民之情”
，而英国政治，“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众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能而君否，亦不能行也”
，故而“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
，所以“英国政治之美，实为泰西诸国所闻向慕，则以君民上下互相联络之效也”
。
而且，他非常自负地认为，议院政治实在是中国古已有之，而议院在泰西的存在，“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
。
后来的何启、胡礼垣由于长期在西方受教育，并在香港从业，虽然对西方议会政治认识较清楚，但他们基本已游离于本土知识界，所以他们的认识，并不代表中国士人的认识水平。
而郑观应的看法几与王韬相同，他说：“中国户口不下四万万，果能设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
接力棒递到维新派的手上，他们毕竟是比前辈进步了，虽然没有出国实地考察，但是可看的政治学的书籍还是能找到几本，所以，他们对议院的认识比王韬他们深入了一步。
在有名的《公车上书》中，康有为虽然也重弹了前辈设议院以通民情的老调，认为中国之大病“首在壅塞，气郁生疾，咽塞致死，欲进补剂，宜除噎疾，使血通脉畅，体气自强”
，但议院的功能则是“俾轮班入值，以备顾问。
并准其随时请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
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于太和门，三占从二，下部施行”
。
而议员的产生则是“令士民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县，约十万户而举一人，不论已仕未仕，皆得充选”
，而且“所有人员，岁一更换，若民心推服，留者领班，著为定例，宜示天下”
。
把议院的产生、换届以及议政、立法的功能都说了出来，而且除了“轮班入值”
而外基本上符合西方议会当时的情况。
看起来，“康圣人”
的书是比王才子读得多一点。
不过，“康圣人”
的议院，却没有议院之名，只是让皇帝“开武英殿”
，而议员也不叫议员，“因用汉制，名曰议郎”
，古色古香的。
他的高足梁启超，居然进一步论证了“议郎”
这种古已有之货色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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