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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专门写过一篇《古议院考》，他居然考证出中国古代虽无议院之名，但却有议院之实。
在他看来，议院的思想，实在可以从儒家经典中找到根据。
比如《礼记》中“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
，《孟子》里“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国人皆曰可杀，然后杀之”
之类，都讲的是议院的实质内容。
又着重考证了他老师提到的“议郎”
，他认为其实汉代的议员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谏大夫，二是博士，三是议郎。
他提出证据说东汉王隆的《汉宫解诂》里讲“议郎不属署，不值事，国有大政、大狱、大礼，则与二千石博士会议”
。
而且汉朝官制，高级官员还有“议曹”
的名目，也属于古之议员。
甚至，他连清朝入关的“八王共议国政”
的军事民主制的残余，也说成有议院之风。
很明显，梁启超这种考据是为政治服务的，很难做到科学和合理，目的就是为了给议院这种趸来货找点传统的依据。
汉代的议郎不过是皇帝宫中中下级的属官，系一种低档次的顾问与咨询侍卫，有时也参加御前会议、宰辅会议和百官会议，他们在相权尚十分嚣张的汉代，实际上是作为皇帝的帮闲来出席会议的，在会上只能为皇帝帮腔起哄，作用与地位都非常低微。
相对来说博士作为太常（九卿之一）的属官，位列清要，在上述会议上倒是乐于也敢于发言，因而参政议政的分量要大得多。
但也谈不上是什么议员，因为即使在汉代，这三种会议并不常开，即使开，一般也是实际控制局面的帝或者相说了算，发言权还是以官阶的大小为准。
漫说并不敢多说话的议郎，就是敢于直言的博士们，说了话有没有人听也很难说。
就像康有为炮制《孔子改制考》来“托古改制”
一样，这种拾“西学中源”
论之牙慧的行为，固然有其积极作用，可能会减少一些人对开议会的心理顾虑，也可以拿它去掩守旧派的嘴，当然掩得住掩不住另当别论。
不过，在维新派已经下定决心在中国掀起一场政治变革的风暴之时，还这样遮遮掩掩地搞这种牵强附会的“托古改制”
，实在是弊多利少。
对于有百多年朴学传统的晚清学界，尽管理学复兴、今文经学再生，但乾嘉遗风犹在，梁启超搞的这套考据把戏，明眼人不用查书，一看便知是牵强穿凿之说，要蒙，也只能蒙那些一知半解，不晓唐宗宋祖为何许人物的三家村学究，而稍有功底的学人都会大摇其头，守旧者以为你在欺世售奸，维新者也会很不以为然。
严复在读到梁启超这篇《古议院考》之后，写信给这位才子批评他凭空臆断，穿凿附会，在严复看来，把议院的民主制度说成是古已有之，其副作用就是削弱了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而君主专制制度才是中国长期落后的根源。
作为思想家，严复无疑要比梁启超深刻，他的质疑是正确的，政治改革不破不立，不让人们明了君主专制制度之弊，就无从确立新的民主制度。
如果维新派也承认汉代有议院，那么就等于说汉代已是民主制度，反过来，守旧派就可以援引汉代的种种专制实迹而证实他们所维护的“祖宗之法”
与“祖宗之制”
的合理性，这样一来，康梁等人岂不等于自请入瓮？
经过严复这么一批，康梁等人也有所悟，从此以后，他们就直接提议院、议员而不大提“议郎”
了。
自王韬、郑观应始，中国先进士人就对议院有一种近乎幻想似的迷恋。
由于缺乏对议会政治的直观感受，更不晓得议会政治的具体运作，他们往往把议会理想化，想当然地将西方所有的成就都归之于议会政治。
这种倾向到了康梁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康梁之后，这种议会神话仍旧传递了下去，无论是立宪派的请愿，还是革命派的革命，建立议会政治都是他们不渝的志向，也是他们改变中国的最大寄托）。
梁启超曾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之情大呼：“问泰西各国何以强？曰：议院哉！
议院哉！”
议院之设，上可集众官之智慧，中可听取民众的呼声，下可借以发表对国政的意见。
可以使全国上下通情，君臣欢洽，举国团结（合群），同心协力地建设国家，走向富强。
事实上，梁启超已经把开议会作为治疗中国人一盘散沙毛病的一种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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