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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同病相怜的大员们,怎么肯忍心严惩怀塔布等人,9月4日,徐桐等人遵旨复奏,称怀塔布等礼部六堂官犯了应奏而不奏之罪(等于不承认光绪关于臣民上书事的改革),降三级调用,想来个蒙混过关。
当然,如果在平时,这种事的确也算不上什么重罪,但这个时候,因变法屡屡受阻而怒火中烧的光绪,正愁没有办法出气,心里也早憋着要拿几位抗命的大臣开刀以杀一儆百,怀塔布与许应骙自己撞上门来,岂肯轻易放过。
见到徐桐之奏,马上亲笔下朱谕,不经过军机处直接将礼部六部堂尽行革职,同时嘉奖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
,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
这次“龙颜大怒”
,礼部六部堂纱帽尽落,是百日维新以来,光绪唯一的一次未经请示西太后就自行做主的重大决定。
事实上,这次似乎过于严厉不分主次的严谴,不仅令西太后更加不快,也增加了一些人认为光绪年轻不稳重的印象。
但是出于集思广益,了解民情的迫切需要,光绪如此做,又是无可厚非的。
不管怎么说,通过这次处理礼部六部堂,就像打了一支兴奋剂一样,马上,臣民,尤其那些地位低下的人们上书言事的骤然增加起来。
不仅各衙门的京官纷纷上书,各地的官员和士人甚至稍通文墨的三教九流,都将上皇帝书递到了光绪手里。
据当时《国闻报》载,说是自打礼部六堂官丢了乌纱,“封奏每日多至数十件,外间传闻有所谓折中作行书者,有如写信式样者,有如州县署中所收状式者,有写皇上二字不知抬头者,有自署汉水渔人者,甚至有谓从师学道在洞中修炼多年,神通广大,今望气知太平之运将至,故奉师命下山立功,以继姜子牙、诸葛孔明而起者”
。
由于这些三教九流根本不懂奏折的格式与规矩,所以写成书信体的有之,写成状纸的也有之,碰到皇上、太后、天、朝廷这样的字眼也不晓得抬头另起一行。
至于抬一格、抬两格之分和需要避讳的字,就更不晓得怎么回事和该怎么做了。
不过光绪对此表现出超乎清代所有帝王的大度和宽容,根本不在乎。
康有为曾这样描绘当时的情景:“各衙门每日折数十件,厚式盈寸,上鸡鸣而起,披览章奏,至于日昃不尽,体裁沓杂,上并不责问,至有野民渔人上书,纸用二尺长条,称及皇上亦不抬头,上亦一笑置之。”
据当时人回忆,士民上书转递的途径也并不只限于都察院,张元济说:“光绪也喜欢人上书言事,外间上书言事的人都是先送到总理衙门里来,再转递进去,当时外面送来的各种奏章,内容奇奇怪怪的都有。”
光绪对待这些奇奇怪怪的奏章还是相当认真的,他将每篇奏折都仔细看过,只要尚有可取之处,他居然能有披沙拣金的心肠,尽可能地加以利用。
云南举人李效培上条陈,大谈奇门遁甲之事,荒诞不经,但因为其中有办巴矿、练民团等内容,光绪还是下令咨川滇督臣,酌情办理。
为了鼓励臣民上书,光绪对刺耳的反对意见也表现出少见的大度。
湖南举人曾廉上书反对变法(利用变法予以的权力上书),指责光绪不敬祖宗,变祖宗成法。
要求光绪斩康有为以谢天下。
小军机谭嗣同欲加以毁谤新政之罪,但光绪却称:“朕方求言,乃以言罪人乎?”
不论光绪的心有多么的诚,度量有多么的大,但是,他与维新派对于上书言事这件事其实是各有怀抱。
鼓励上书言事,这在古之贤君是应有之义。
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格言。
广开言路对于君主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一可以明察秋毫,不受欺蒙,做君主的,都对官僚系统中的欺下瞒上之风感到头痛,而更令他们感到担心的是权臣对自己的有意欺瞒,赵高指鹿为马的故事,是历代君王都深以为惧的。
而广开言路就是打破欺瞒的有效手段之一。
不过广开言路也会招致一定的危险,使意识形态的统制局面受到不同意见的挑战,而传统的专制统治愈往后发展,对意识形态一致性的要求就愈高,所以,帝王更乐意用间谍、特务这种手段来对付臣下的欺君之术(这也正是清朝不鼓励士民上书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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