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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雄才大略的皇帝，才可能祭起这柄双刃宝剑。
广开言路的另一项好处是可以集思广益，所谓集中大家的智慧，御众人之智。
明智的君主可以利用这纷纷扬扬的上书，为他提供好的意见，或者好的思路，至少可以从中得到某些启迪。
当然，不管上来的意见有千条万条，最后的裁决权根本就不会被摇撼半分，能否采纳意见，采纳谁的意见，采纳多少完全取决于君主。
当光绪采纳维新派的建议一改乃祖遗风，力图广开言路时，头脑里的影像更多的是从谏如流的古代贤君。
而维新派（至少其中一部分人）则肯定还有想借此走向西方式民主议政的心思。
孙宝瑄当时就与友人谈起许士民上书事，他认为扶民权需要有次序，“要在居上者之渐散其权而已。
今之许士民上书言事，即散权之机，而议院之先声也”
。
不言而喻，如果是第一种含义的广开言路，那么开与不开，开多大的缝隙全由皇帝一人做主，一旦皇帝心情不好，再贤明的君主也可能会以言罪人，言者无罪的境界不可能是制度化法律化的。
而作为后一种含义的广开言路，势不可免地要包含“言论自由”
的意思。
臣民上书言事，不仅仅是提建议，更重要的是批评和监督，上书自由与新闻自由和议会（各级）中的民主议政是相联系的。
在梁启超等人的意中，理想的境界当然不会仅满足于可以自由上书，虽然没有亲眼见过，他们对西方那种言论自由的“民主”
氛围还是不胜向往的，这有《时务报》《湘报》《知新报》的种种言论为证。
不是橘越淮北而变枳，而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维新派也只能做到这一步。
即使是这样，已然令守旧大臣非常不快，他们顽强地抵制光绪这其实并不过分的诏令，激起了光绪与维新派的反弹，光绪一怒之下过重地处罚了礼部六部堂。
如果放在一般情况下，君主口衔天宪，发起火来漫说摘掉臣子的乌纱，就是摘掉他们的脑袋，也没得什么话说。
可是，光绪这个皇帝是有人管的，走错了半步也是不行的，何况这次出了“大格”
，将该降三级的处分变成了革职。
这件事使光绪遭逢了一次严厉的指斥，9月6日光绪前去颐和园请安时，据胡思敬记载，说慈禧面责光绪：“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弃。
今以远间亲，新间旧，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
从前从来不敢回嘴的光绪，居然也敢于坚持自己意见了，他不禁回答道：“祖宗而在今日，其法从不若是，儿宁忍坏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世笑也（光绪这段话的意思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将之放在百日维新之前夕，显然不确，光绪不到忍无可忍，是不会跟西太后回嘴的。
况且，我们可以从光绪交给杨锐的密诏：“近来朕仰窥太后圣意，不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
之类的语言中，得以印证胡思敬的记述）。”
这次摊牌，暂时光绪嘴上并没有输，但光绪已经就此嗅出了火药味，他心里明白变法快要“休矣”
。
令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是，由士民上书所引起的种种变故，居然成为变法失败的一个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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