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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以来，地方上平添了不少“新式”
政务，老衙门办不了，于是只好设置局所，时间一久，流弊难免，遂成督抚安置私人之所，但原来的功能并未完全消失。
从另一角度说，这些局所也是督抚实力膨胀的一个标志，督抚原有简单的从属机构已不敷用，增加属员朝廷又无定制，只好广设局所，所以局所之设对于督抚的权力保障也是必要的。
总而言之，光绪下诏裁撤的衙门和冗官，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有百分之百的理由该被裁撤。
但是在戊戌那个当口，却是百分之百地不应被开刀。
光绪要裁撤的衙门和淘汰的冗官，大多数已存在非止一日，甚至可以说是清朝二百余年积下来的老问题。
从皇帝到一般官吏都知道这些衙门和职位就是以供养闲人的。
历代皇帝并非不想裁撤，而是不能裁撤（同样的闲衙还有盛京的六部），留着它们对政治稳定有好处。
恩养士大夫是历朝历代都很在意的一件事情，正式的官职没有了，就要添些闲衙和冗职来安置，衙门在传统政治体系中，不光是行政机关，有办事功能，还有养人的功能。
不是闲衙的衙门，办事效率也不高，比较起来，闲衙也只能算是办事功能高度萎缩而已，五十步笑百步。
况且无事可办也就意味着无权好弄，自然也就没有了外快好捞，所以对于闲衙和冗员，别的衙门官吏并没有多少怨气，这也是它们能够安然度过那么多年的原因之一。
显而易见，在没有用一套新的政府系统来逐步取代旧的官僚体系之前，仅仅靠精简手段整顿吏治，非但收不到提高效率削减经费的效果，而且还会造成不必要的社会政治动**。
当然如果皇帝是铁腕人物，动**可能会小一点，也会在短时期内提高一点行政效率，但肯定只是昙花一现，过不多久就仍复其旧，减下去的闲衙冗吏还会以别的名目“复辟”
。
从策略上讲，维新变法这种史无前例的政治变革，各种阻力本来就很大，由变革引发的社会动**按理应该尽可能减少到最小才是理智的选择。
但是百日维新中的这场精简举措，却引发了一场搅动朝野的大风波，整个一百零三天变法的各种措施，就数这件事引起的震动为最大，英国公使窦纳乐说此举“比在中国政界起个革命差不多”
。
此言不谬。
被裁撤各官人人含怨，连带失业的人员仅在京城就达万余人，人人若丧家之犬，恨声盈城，连带着的效应是谣言满天飞，没有被裁撤的衙门的官员也人心惶惶，有的说要裁翰林，有的说要裁侍郎，一夕数惊。
当时任鸿胪寺卿的荣庆，闻被裁撤，虽感意外，只是稍有不平，觉得自己刚得官就丢官，慨叹“无伸不屈，此一端也”
。
但对他的僚属却感到“情殊可悯”
。
准许旗人自谋生计引起的震动没有这么大，因为旗人的“铁杆庄稼”
并没有被砍倒；废八股也没有引起这么大的扰动，因为举子们还有时间，可以在“策论”
上一碰运气，而被裁的官员，连带失业的胥吏、工役，马上面临的是失业，所以，由此而引发的瞬间震动是异乎寻常的，副作用也是无法估量的。
精简风波给了反对变法的顽固派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们利用这个机会把水搅浑，将震动迅速扩大到整个官场，而他们自己则充当反裁撤的“好人”
，以收买人心。
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徐桐坚持不肯裁员，似乎很仗义地说：“先革去老夫，徐议未晚。”
而户部尚书敬信也说：“予不为怨府。”
，此后那一拨一拨的无根之谣，搅得人心惶惶，几乎在一夜之间，反对和怀疑变法的官员增加了不知几倍。
精简诏令也使得本来持观望游移态度的地方督抚离心倾向加大，尽管光绪三令五申，但督抚们终变法之期，未裁一人，未撤一个局所，表现出最强烈的抵制意向。
精简风波实际上是以走老路的方式来办“新政”
，而且在非常不合适的时机制造了官场的普遍恐慌，这对于整个新政有百害而无一利，行政效率不会因此而提高，经费也不会因此而节省（裁撤之令一下，各被裁衙门一哄而散，连桌椅都化为乌有，损失极大），更糟的是正当改革还需要利用官僚机器的时候，深深地得罪了它，使想依原行政渠道推行新政的企图受到重创，平白增添了改革的阻力，使变法形成了两层皮，一层是热热闹闹的变法诏令，一层是冷冷清清的推行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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