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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与余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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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维新运动最终以康梁亡命海外，六君子血溅菜市口而告终。
都说中国传统社会里改革者没有好下场，但是这次结局出乎寻常的悲壮惨烈。
深精佛学，早已戡破生死，一身侠肝义胆的谭嗣同，能逃而不逃，决心以一死来唤醒国人，同样有此心却性情懦弱的梁启超先是拒绝了日本公使的帮助，但是在最后一刻还是避入日本使馆最后逃亡。
正在离京途中的康有为得英国人的相助出亡海外，说是要效申包胥秦庭之哭，但是他的换门求告终是石沉大海。
中国政治出人意料地向后倒退，所有新政除了京师大学堂有名无实地苟延残喘之外，全部付诸东流，连荣禄倡导的武科举改革，也复其举石放箭的旧规。
西太后为了自己无可遏制的权欲，身不由己地“荣升”
顽固派首领。
一时间，完全不可靠的“人心”
，成为她破帘而出的唯一依据。
在从戊戌到庚子这段时间里，为了废掉光绪这个虽然懦弱却令她十分不快的“政敌”
，她与西方各国以及洋务派督抚们关系骤然变得紧张起来。
事实上，她所面临的情况与处境比之“坐井观天”
的光绪还要尴尬。
不管她愿意还是不愿意，打掉了改革派，政治的车轮就不由自主地向后转，自己堵死了向西方学习的路，那么应付西方的外部压力就只剩下向民间寻求助力这一条路。
那些百无一用、满口胡柴的顽固派一天天地跋扈起来，朝中沾点“新”
味的官员人人自危，连李鸿章也不得不寻求外放以避祸（顽固派的弹章并没有放过中立的李鸿章和看风使舵的张之洞）。
到了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后，不少与洋务派有点瓜葛的官员都受到牵连，非死即逃。
封建顽固派的排外主义，与下层民众积蓄已久的反帝排外浪潮不期而然地碰到了一起，民间乡里的巫术、神道、武功等文化因素都成为顽固派的抗外资源，顽固派拿国家民族命运当儿戏，轻率而不负责任地利用了下层民众的反侵略情绪，极其不理智地操纵利用义和团攻打外国使馆，在把义和团推向侵略者的炮口之后，又转过来出卖刚刚还誉为“义民”
的义和团，抢先在洋兵来到之前，剿杀那些“扶清灭洋”
的朴质农民，当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进入中国农村时，发现他们要追剿的“拳匪”
的人头已经早就挂在村头树上了。
就这样，西太后犯了她执政四十余年中最大的错误，她不仅没有侥幸地把洋人赶出去，反而使中国背上了四亿两白银的重债，外国军队控制了京津一线，中国政府作为一个主权政府的象征已经剩不下什么了。
就是她自己，庚子城破之日，仓皇出逃，风餐露宿，只能以高粱秸秆解饥疗渴，有清一朝帝后处境狼狈者，无过于此。
戊戌维新是中国的一个变法图强的机会，虽然在这个机会中还存在许许多多不利的因素，但中国人毕竟可以以此为契机，开始近代化的变革，把从洋务运动开始的近代化进程大大地推进一步，即使步子不能迈得大一点，也不至于倒退一大步。
虽然很精明干练却缺乏政治远见的西太后也许并不很清楚，中国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倒退的，倒退只有死路一条。
但是，机会就是这样丧失了，虽然变法的操作者们犯了很多错误，西太后的倒向顽固派也有很多客观原因，但是，历史在这一时刻毕竟把她与顽固派同时钉在了耻辱柱上，变法的失败不管怎么说也是西太后与顽固派发动的政变所致。
经过戊戌的反动与庚子惨变之后，在外部的压力下，西太后终于再次拾起当年百日维新的余唾，开始了一轮新政。
新政是清朝历史最大规模的一次制度变革，基本上是沿着当年康梁诸人设计的方案在运行。
但是，时间虽然过了不到五年，变法的条件已经比当年恶劣到了不知凡几。
首先，经过这样一反一正的大折腾后，整个社会对政府的信任度极大地降低了。
西太后在从西安“回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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