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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沿途搜刮可能不至于上海报纸上哄传的那样过分，但舆论界却对此大加嘲讽，革命派与保皇派还有大量既不革命也不保皇，仅仅比较开明的知识分子，都对西太后以及北京政府没什么好感，他们讨厌西太后是由于戊戌的旧账和庚子愚昧排外“致祸”
的新嫌，他们已经不再相信由这位老太婆以及她的政府可以有能力来主持一场大规模的变法。
而一般老百姓对清政府的失望则是庚子年先是利用义和团（这是代表民众情绪很得人心的反侵略也盲目排外的武装团体），而后为了向列强乞和，又残酷镇压义和团，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中间连个过渡都没有。
政府的无耻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道德上丢尽了脸面。
孙中山曾说庚子之前后民众对革命派的态度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在庚子之前，老百姓大都目之为乱臣贼子，而庚子之后却对他们的事业深表同情，他非常不恰当地将这种变化归功于他们影响不大的一次起义，其实，庚子之后革命党人的市场之所以扩大，主要是因为政府的大失人心。
一般老百姓已经开始相信，满清王朝气数已尽，各种末世之谣不胫而走，清朝统治的社会基础已开始根本动摇。
很明显，由一个民众根本不信任的政府主持的变法改革，其效用自然要大打折扣。
其次，新政所处的经济条件更加恶劣了。
由于巨额（后来连西方各国的舆论都觉得过分）赔款的压力，中国政府的财政困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作为清末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关税和盐税收入，由于作为还款抵押，中国政府已无权支配。
这样，清政府只有依靠增加苛捐杂税来解决财政困难。
依赖已经相当腐朽的行政机器来筹款加捐，其中饱扰民，其腐败低效不问可知。
偏巧有许多捐税的增加，是以新政的名义出台的，只能引导人们把怨恨归到新政头上。
财政的过分困难，自然会影响政府对各项改革的干预力度，尤其是经济改革，政府根本无力对某些必需的经济部门和产业进行财政补贴，反而是不适当的搜刮。
更重要的是，签订《辛丑条约》之后，本来就陷入贫困化境地的中国，就愈发在贫困化的陷阱里不能自拔，市场极度地萎缩，人民购买力降低到了不能再降的地步，这样，使得中国新兴的民族资本一出世就面临着严重的“市场瓶颈”
的束缚，举步维艰。
而主权丧失几尽的政府又根本没有能力修改极不合理的关税条例，无法保护中国民族资本的成长，再加上政府的腐败与低效，遂使种种看似不错的经济政策翻成画饼。
这种种变法难以逾越的障碍与极其恶劣的客观环境，基本上可以说均为西太后的戊戌反动所赐。
也许更为严重的问题还在于戊戌政变将一群怀一腔报国之志的先进分子打入血泊之中，等于打掉了中国人向上的爱国主义理想和士气。
严复记戊戌诗云：“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
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
燕市天如晦，天南雨又来。
临河鸣犊叹，莫遣寸心灰。”
虽然严复自勉“莫遣寸心灰”
，但寸心灰者毕竟不少。
激进者投身革命党，颓唐者混迹烟花巷。
真心实意想挽救“大清国”
的所剩无几了。
这种局面造成了在清廷新政中缺乏了那种昂扬奋进的精神和热血报国的志士，而多的是投机钻营之徒。
本来反对维新的人除了少数真诚的守旧派卫道士之外，大多不外是贪恋既得利益的无耻之徒。
新政时期，他们又顺风转舵，跻身“通人”
行列，照样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不说，还将这场变法搞得面目皆非。
庚子之后，由于“惩办祸首”
的结果，顽固派的气焰为之稍戢，但由于新政虽照抄康梁的方案，西太后却不肯使近代的“党锢”
开禁，更不肯让光绪复出。
活生生地把维新党人排斥在新政之外，这种死要面子的做法有时达到了令人费解的地步，新政时开经济特科，取中的头名梁士诒，只因为祖籍广东，姓名是“梁头康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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