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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军队是军阀最大的私产，没有了军队，军阀的个人生命也就随之失去了意义，纵然是下野的军阀，真正甘于寂寞的也没有几个。
保持施恩能力意味着对所属地盘的拼命搜刮，甚至对路过和暂驻的地方也要大捞一笔，好一点是自行收税、摊派，差一些的干脆有计划地纵兵劫掠。
南北方的各种客军，可以截留路款乃到截夺盐税和关税。
对县以下（包括县）的每级政府组织，多数军阀几乎不做更动，为的是保存这个系统以便于征粮征税。
有些军阀即使做了某些改革，也无非是使县级以下的各级政府纯粹成了一架税收的机器，征收局成了县政府的中心部门，“局长往往由县长兼任，县长为地方行政长官，事繁责重，然一年三百六十五日，皆惟催粮是务；降而至于团总、团正、甲长，亦莫不困于催科”
。
③当然说官老爷们“困于催科”
，确乎委屈了他们，应该改为“乐于催科”
才是。
机构改革规模最大的“模范省”
山西“以筹谋军实之故，赋税屡增，全省财政，几濒于危……人民未先受其新政之实惠而负此租税之重担”
。
④军阀几乎个个都是“阿堵物”
的疯狂欲兽，只要眼前拿到了钱，哪管他身后洪水，地方糜烂。
为害甚烈的包税制从袁世凯到蒋介石一直肆虐不已，商旅切齿的厘金制，蒋记国民政府嚷了七八年才姗姗逝去。
就连号称“不扰民真爱民”
的冯玉祥部，也照样“向民家要粮要草，催税加捐”
，打起仗来也“向人民要车要马”
⑤。
甚至各派军阀争夺对空头的北京政府的控制，也可视之为一种经济行为，因为把持了北京政府不但可以分润到若干帝国主义控制的关余和盐余，更可以用“中央政府”
的名义出卖国家主权以换取外国借款，和发行大规模公债。
不管怎么说，有了经济实力就可以悬起施恩的诱饵吊着部下军官们的胃口，也可以维持士兵们的雇佣道德，也就是说，养得起人，买得起武器。
1947年秋，白崇禧到宁夏视察，马鸿逵大摆宴席，盛情款待，并请白检阅队伍。
白召集团以上军官训话，并向每人赠一块带链子的大怀表，表后壳上镶有白的照片。
白走后，马把这些团长狠狠骂了一顿，说白存心不良，勒令没收怀表。
◎可以开个表店了。
袁世凯长子袁克定与段祺瑞不睦。
袁世凯成立模范团，意欲袁克定主之，段持异议，认为袁克定形骸不全，有损军仪。
袁世凯不得已自任之，随后仍令袁克定主持其事。
段祺瑞随即辞职去西山养病。
袁克定乘其来向袁世凯辞行之际，率袁氏弟子于中南海居仁堂附近，向段祺瑞群起而哄骂：“穷秀才！”
“段歪鼻子！”
段愤极，拂袖出。
◎家奴不比家子。
1936年，韩复榘闻说当年的名妓赛金花在北平流落不偶，穷困潦倒，乃资助国币一百元，寄由北平国文学校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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