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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自己也竭力扮成一个“讲良心”
的样子，厉行所谓的良心道德。
凡在他寒微时有恩惠于他的人，张作霖从不惜甘言厚币以报之，还特别地把一个开豆腐店的憨老头钟三放在身边供起来，作为他有“良心”
的活广告。
因为据说钟三在他当年赌得输掉了棉袄差点冻死的时候，送了他一领皮袄还搭上了一头毛驴。
⑥他对部下这种“良心”
的有无也是很计较的。
郭松龄反奉后，张作霖一次当着众部下破口骂道：“郭鬼子这个鳖羔子，到沈阳来，扛个行李卷，有两个茶碗还有一个没把的，小六子说他是人才，能吃苦耐劳，我一次就给他两千块大洋，给他安家……”
⑦言下之意就是郭松龄不够意思，对不起他，话虽粗鄙，却反映出张作霖内心的愤懑和委屈。
他根本没从政治见解上的歧异来看这次叛变，而是斤斤于所谓人人之间的“交情”
和“良心”
。
郭松龄死后，《盛京时报》上曾载过一副署名“农民”
的对子，上联道：“论权，论势，论名，论利，老张家哪点负你；”
下联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尔夫妻占得完全。”
道出了张作霖这种“良心”
道德的真谛，在奉系集团看来，所谓忠孝仁义的全部内容就是“不相负”
，一种有恩报恩的情愫，近似于江湖上“正派人”
的“不负恩”
原则，有负恩行为，在江湖上就坏了名头，不论做了多少好事也难立足，恩怨明朗，纵使杀人如麻，劣迹满身也照可以拍着胸脯讲话。
这一点，毅然扯旗反奉的郭松龄未必就不清楚，他采取行动时给张学良的信中说得很明白，“公（指张学良，引者注）待龄以恩遇，龄报公以忠诚。”
⑧只不过在郭看来，政治上的道义，信仰上的分歧恐怕要高于个人的恩怨，而且，就郭松龄临刑前还要求见“少帅”
的举动来看，也许他认为“拥少反老”
革除奉军的封建积习才是真正对张学良报以忠诚。
郭松龄反奉失败后，大局已定，张作霖开军政首脑会议，在会上自责说：“我用人不当，出了这样的败家子，对不起地方父老百姓。
天下英雄多得很，你们另选高明来接替我吧。”
大家面面相觑，吴俊升说：“谁是英雄？我看我们都是狗熊，只有大帅是英雄。”
张作霖离开会场，自然会上仍然以各团体代表的名义慰留“大帅”
为东三省首脑。
◎以退为进。
张作霖自知自己非北洋嫡系，袁世凯未必能对他放心得下，1915年他首次进京谒见袁世凯，就故意装粗卖傻，见袁行跪拜大礼，立对莽词陋语，还故意将八大胡同所有妓馆统统包下，以致秽声四出，从而给袁以老粗无大志易于控制的印象。
◎也许他就是喜欢这样。
奉系集团的这种“良心”
道德，与传统的王朝纲常思想是不一样的，封建的君臣关系，重心在于名分，君臣名分一旦确立，纵然君对于臣无恩可施无惠可及，臣也要无条件地对君效忠，这就是所谓的君臣大义，追求的是义务效应，从韩愈的“天皇圣明臣罪当诛”
到朱熹“先有君臣之理后有君臣”
，都贯穿着这样一种精神。
而“良心道德”
强调的是报答，所谓知恩图报，不能忘恩负义，施恩与效忠是一种共时性的关系，追求的是一种对等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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