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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张作霖之于他的集团成员，更缺少一种“君臣气氛”
，其中原因恐怕不仅仅是张作霖自身那种沐猴而冠的个性，奉系集团的流行道德风尚恐怕也要担几分责任。
张作霖曾对教育界人士说：“你们教书要注意，现在连个写好字的人也找不出来了。
科学好，还能好过德国吗？不是亡国了吗（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不久）？主义好，还能有俄国的进步吗？现在连面包都吃不上，饿死多少人。
你们要好好教导学生，勿走歧途，四书、五经、三国、列国，都要仔细念才行。”
◎四书五经与三国、列国并列，还是老粗本色。
1925年，在“五卅运动”
中，吉林各界也群起响应，领导者马骏等人。
张作霖给坐镇长春的张作相去电话：“本帅三青皮鞘、三千骑兵、三千健儿，制关内则不足，打吉林则有余，不知马（骏）、李（毅一）、韩（幽桐）、傅（哲）、张（道仁），何许人也？急速将首级解奉。”
◎杀人有瘾。
三、奉系军阀的“分肥法则”
张作霖与他集团的主要成员的关系中，有一种彼此心照不宣的“分肥法则”
的痕迹，虽然这种法则主要存在于他来自“绿林班底”
的老派成员之间。
“分肥”
源于绿林社会的分赃。
对关东土匪而言，行劫、诈财之后，同伙间的分赃活动是至关紧要的。
分赃的原则是要分得均，无论功劳大小一人一份，否则就不仗义，当家的如果匿财独吞，那就犯了江湖大忌，即便他想裹财潜逃，洗手不干，还是要冒随时受到制裁的风险，被人追杀。
自然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是匪伙离散，彼此火并。
与施惠受惠不同，这种分赃行为在参与者眼中并非出于首领的恩赐，而是一种义务，一种对共同占有物理所当然的分割。
奉系的这种“分肥法则”
的痕迹，也有类似的特点，虽然对于他们来说，金钱与地盘已经不能简单地比附为当年土匪手中的赃物。
张宗昌投奔张作霖之后，由收编土匪和白俄起家，建成一旅，但由于他的队伍匪气太重，又种鸦片，故而声誉极差，张作霖有心加以遣散，于是派郭松龄为校阅委员，视察张部的演习情况，伺机加以解决。
演习过程想必苛刻，张部士兵爬冰卧雪被折磨得够呛。
张宗昌躲到一边发牢骚，骂道：“他妈的，这是哪个龟孙子的计划，弄得我们这样。”
正在骂时，郭松龄突然推门进来，听到骂声就质问张说：“你在骂谁？”
张说：“这是我的口头语，并没有指骂任何人。”
郭大发雷霆，指着张的鼻梁骂道：“我×你妈！
这是我的口头语！”
只见张宗昌脸色由红变黑，从炕上一翻身跳下来，别人还以为他要拔枪动武，殊不知他马上就改口对郭说：“郭二大爷，你×俺妈，你就是俺的亲爸爸，还有什么说的。”
一场风波化为乌有。
郭反而对张有了好印象，认为他能容人，自然校阅完毕，回奉天讲了不少好话，裁撤之议遂息。
过后张宗昌对亲信说：“我叫他爸爸，反正他不是我爸爸。”
◎厚脸皮才能当大官。
对于奉系集团的某些主要成员，张作霖向来不在乎给他们以有权、有兵、有地盘的位置，打下了新地盘，也照样一块一块分出去，尽管第一次直奉战后老派事实上在军事方面已无甚作用，但奉系集团主要地盘仍由这些人把握。
对于新派没有地盘的抱怨，张作霖认为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必须像嫁闺女似的一个一个地来，老派资格老，自然要早一些“嫁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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